阎晶晶

孙眉为何金石可以等同于篆刻，而篆是学问，刻是技艺？听听程瑶田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晚学生

为何金石可以等同于篆刻，而篆是学问，刻是技艺？听听程瑶田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晚学生

风起于青萍之末，刻印起于晚明，尤万历时为甚，那时不仅朝局动荡，文人逃避政治之余给自己弄些“雕虫小技”下酒也不为过，等酒醒了，激情不再了，文人们又觉得篆刻这种匠人的活计跟其身份不匹配，于是乎开始各种自嘲，但是又偏偏抵不住那方寸诱惑，怎么办血染北沙河？
结果还真有那么一群好事的老头想出了法子，即保住了名声，又成全了手痒难耐的瘾都市水神，他们说篆刻这件事吧其实是两个动作合在一起，分开来应该叫“篆”加“刻”，概念一改，此等匠人的活计直接就升级到学问了。
其实明末清初伴随文字狱阴灵戏，文人们的处境比万历时也好不到哪里，而此时出土的文物日渐增多，文人学者们也比古人多了几分福分，看到更多的出土金石文物，恰好此时篆刻一道“刻”的技法被文人们普遍掌握，大家对“字”的重视就特别显现出来了。
这就是那群著名的歙县朴学老头们干的事情了飞刀问情，这群老头说起来各个不简单，以大经学家江永为首，携其弟子程瑶田、戴震、金榜于不疏园对训诂、象数、地理、名物、制度、历算、声律、金石等各个领域进行深挖，又与乾嘉学者钱大昕、王念孙、汪中、王鸣盛、翁方纲、阮元、桂馥等探讨文字渊源流变最后促成了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
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考据学虽不为篆刻而起，但它对金石文字的考证研究，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徽州学者做学问，主张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闪电奇迹，以训诂通义理挞出爱火花，注重考据。其中程瑶田便是徽州考据学著名的代表人物，著有专门的解字著作――《解字小记》。
程瑶田通过大量古玺实物的比照，籍其对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等深厚的素养，得出玺为秦以前印章，并认为是尊卑共之这一重要、大胆的学术高论王锐基。虽寥寥数语，如探骊得珠，为古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使他站在了印学研究的学术前沿。
遗憾的是乾嘉时期大部分学者、印人对古玺的认识尚处于懵憧之态，加上彼时信息传递、交流的隔膜与迟缓，程瑶田这一真知灼见未能及时引起印学界足够的重视与传播，但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吴惠贞，是不可抹杀的。程瑶田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篆刻家，为汪启淑刻过印章，孙眉被收入《飞鸿堂印谱》。庞凤仪

纵观清初至清中徽州那群老头介入印学领域始，到徽州印人开始印外求印的大胆实践止此一时期产生了歙四子，程邃、汪肇龙、巴慰祖、胡唐、以及项怀述等一大批篆刻名家，同时此一影响波及整个印坛，如丁敬有《武林金石录》，张燕昌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释》等。邓石如得到毕兰泉家藏旧拓《瘗鹤铭》，刻“意与古会”印，跋曰：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几案间也；向之心悦而神慕者，今绂若若而绶累累在襟袖间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丁敬、张燕昌、邓石如后来都成了篆刻大家。而古玺收藏、辑录与研究直至晚清的咸丰、同治始进入了一个兴盛期，如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和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中正式标出“古玺”类目，并将其置于秦汉印之前，揭示出古玺真实的历史面目，直到此时金石与篆刻就真正的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度金石成为了篆刻的代名词。

程瑶田个人生平简介：
程瑶田（1725—1814），出生时因稚嫩小手中有一“田”字掌纹，遂以田名，字易田、易畴，号葺荷、让堂。安徽歙县人福气多玉石床。程瑶田勤思好学，博识多闻，却于科考屡屡受挫，四十六岁甫恩科中举，六十四岁授江苏嘉定（今属上海）教谕，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程瑶田早年与戴震、金榜同游皖派经学家江永之门狂怒角斗士，又与乾嘉学者钱大昕、王念孙、汪中、王鸣盛、翁方纲、阮元、桂馥等私谊深厚阿曼苏尔之眼。他笃志著述，所著《通艺录》研究涉及到训诂、象数、地理、名物、制度、历算、声律、金石等各个领域，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堪称一代通儒。晚年目瞽，犹口授晚辈撰成《琴音记续篇》。
程瑶田在研究经史之余性耽书法，得晋人笔法。湖广总督毕沅重修黄鹤楼时超昂天使，延请汪中撰记，程瑶田书丹，钱坫篆额，被时人称为三绝。工篆刻，宗法秦汉，尤钦服丁敬。时广东番禺进士潘有为宦游京城，喜收藏古铜印，达一千三百余钮，拓成《看篆楼古铜印谱》。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潘氏邀请相交多年的程瑶田观赏藏印，并嘱为印谱作序。程氏在序中真实记录下了与潘氏及其文友张敦仁、宋葆淳一起鉴印时的对话，如亲謦欬，诸老音容，宛在眼前，也为印学史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学术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