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晶

寿光市地图为何直播答题让人欲罢不能，这种久违狂欢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广西师大出版社

为何直播答题让人欲罢不能，这种久违狂欢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广西师大出版社

最近，直播答题火了，参与门槛低、奖金额度高、病毒式传播等种种特点让直播有奖问答类产品迅速在朋友圈引爆，主页君也玩了几把，还发了一个邀请码在朋友圈，一个小时内就收回了三十多张复活卡。这不，连原《开心辞典》的制片人刘正举也在微博上发出感慨：
“终于，益智游戏答题节目以这种迅猛、爆烈的方式从电视端来到了新媒体直播端，是互联网的又一个风口来了？还是传统电视的警钟又敲响了？作为《开心辞典》的制片人，我直觉王思聪对《冲顶大会》的赌注押对了，因为新媒体终于拿起直播加互动的超强武器了，这是方向。”

是的夺命邮差3，有奖问答不新奇，陪伴我们长大的《开心辞典》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将里面的套路玩的炉火纯青，但直到有奖问答搭载了直播这列快车，才引爆了这么大的全民参与能量卡卓刀官网，为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直播”这种媒介形式来探讨一番——

“直播”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几年前，它指的是“把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播送合而为一的播出方式”。比如当我们在观看体育比赛、节日晚会的时候，直播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同步感受到现场的氛围，犹如身临其境。
然而，近两年来，“直播”被赋予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加有针对性的含义，即是当下大火的“网络视频直播”。对于这种“直播”，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媒介批评》一书中的作者之一徐畅泽将其理解为：在自媒体时代下，出于个人行为的、借助于网络传播的、具有公开性的实时视频分享形式。
同时，徐畅泽还提到：直播的发展使每一个人都能直播自己，张扬自己。然而，处在一种被看关系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乐于展示自己、向别人暴露自己，每一个人也都对别人报之以不加修饰的直视与好奇，这是一种自由或是另一种禁锢，这是一种平等，抑或是另一种不平等。
过于暴露的自我：
网络直播的空间、器物与人
文 | 徐畅泽
本文选自《媒介批评》（第七辑），有删节
2016年被称为移动直播元年，从最初的依托PC平台，如今扩展到移动平台，直播的发展日渐盛大。根据文化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的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约为2亿，大型直播平台的高峰时间，有3000—4000个直播“房间”同时在线，用户数可达200万—300万人次。
当社交网络的发展，让人们以为在线社交功能已经被发挥到极致的时候，线上直播网站的兴起却让人们再次看到了社交方式的新的可能。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直播的迭代发展，印证了人们对于多方位、全媒体的需求，同时，网络视频直播方式作为新的社交媒体方式也浮现出很多新的文化和符号意义。
Ⅰ.网络视频直播的空间逻辑
在今天，社交网络对我们生活的全面介入、影响，已经深刻改写了当代社会的交往模式、社会形态和政治现实，随之而来的一种新的空间形式和过程也正在浮现乌龙峡。在现有的所有社交媒介中，直播这一形式将空间性发挥到极致，而且最具代表性——无论是它所展示的内容，即现实中真实多维的立体空间，抑或是它的社群组织形式，“直播间”这一明确的空间性单位。
“真实”的展示空间
麦克卢汉曾指出，在现代视觉工业的统摄下，电影、摄影机、网站……都是我们眼睛的延伸。我们可以通过电视、杂志、网站等各种媒介来拓展被观看内容的来源。而随着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迅速发展，我们观看的内容范围更多从公共性转向个人性、公开性转向私人性、外在性转向内在性寿光市地图。也许不会每天看新闻、听广播，但刷微博、刷公众号、刷朋友圈已经成为现代人的行为惯性和生活常态。

与其他的社交平台相同的是，直播也是作为一种个人化生活、行为的分享和展示平台，它所对准的空间即是个人化的空间。不同的是，直播对于私人空间的展示是更加彻底的，不但具有声、图、影三维一体的展示，而且具有实时性和公开性。其他的社交媒介，短信、电话、微博、微信等，它们所借助的文字、图像媒介，或是在传播上相对封闭，实现的是点对点的传播；或是借助的媒介相对有限，其所展示的私人空间是有所保留的、可供想象的。而网络直播对于私人空间的暴露是彻底、全面的。
吃饭、逛街、化妆、唱歌、发呆、遛狗……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一切日常生活细节都能够在直播中出现，直播将个人生活做出事无巨细的展示，并让这些日常生活的碎片生成意义，使之变成一个资本的生产空间。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下，“日常”成为一个新的备受关注的、具有无限展示潜能的空间。
同时，它将一切私人空间都抛入公共视域龙潭三杰，直播完全打开了人们日常的私人生活场景，使得私人空间公开化，变成360°可见的对象。除了少数的外景直播，很大比例的直播主播会在自己的卧室、家中的客厅或者酒店等室内空间进行直播。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对旁人、陌生人公开的部分，在网络的虚拟社交世界中却堂而皇之地打开大门，引人入内。

在言语上，对比公共空间戏子无情，私人化空间形成一种更为私密的话语气氛，人在其中的语言和表现也变得无忌讳、大胆。
霍尔·尼兹维奇认为，“有话就说，有事就秀”(tell all，show all)的分享模式，使得当前社会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向，即从流行文化转向窥探文化。当直播使得人们进入一种无隐私、无忌讳的社交状态中，人们对于隐私的窥探也愈加强烈和直白，“暴露自己和窥探他人成为一个同步行进的过程，人们完全进入一个不设防的‘操演’(performance)空间”。
虚拟的社群空间
如果说选择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直播和展示，是一个相对真实、被审视和被观看的空间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一个观看的、窥视的，也即直播中虚拟的社群空间。
直播中主播与观众的互动发生在一个密闭的虚拟网络空间之内，叫作“直播间”，每个主播拥有自己的直播间，可以自行命名作为自我展示的空间。观众们可以任意进入一个直播间，与主播进行互动。观众与主播的互动、观众之间的互动都只能够被同一直播间的人所看见，因此这样的一个社群空间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
在直播间这一虚拟的社群空间内，存在不同层级的划分，并形成一个完整闭合的生态结构。处于最高位置的是主播，具有主导地位，他/她可以呼吁大家做某些事情(为他／她送礼物、点赞、关注)、不做某些事情，可以对不听主播话的用户进行禁言的命令，或者拉黑，享有最高的话语权，等等；但同时他/她的任务也非常明确，即吸引住观众，尽量满足观众的需求。
而仅次于主播的，是“土豪”，在直播间里处于第二顺位，送礼物越多的人，他们的名字越接近主播，在空间中的社交地位也越高，能够享受到越多的福利和特权，他们是主播百般恭维的贵宾女按摩师日记，亦拥有和主播相同的权力微软模拟火车，可以把不顺眼的人随时踢出直播间。另外，由于他们独特的入场方式和礼物霸屏，也会引来普通观众的围观叫好。即使是土豪，相互之间也分高低贵贱，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在直播屏幕右上角，土豪们按照投入多少在贵宾席上一字排开。
第三等级自然是广大的普通观众，他们基数最大，也是直播中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大，掌握着选择权，维持着整个直播空间的场面和热度，围观主播、围观土豪，也是弹幕的主力军，主动与主播进行交流。如果没有他们，主播和土豪的行为也缺少观看的对象。

目前国内的直播系统中，参与者有着严格而明晰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直播间在主播名字的下方都有实时观看量和得到的礼物总数的显示诺言来之不易，代表着主播目前的热度和等级；每一个观众的ID前面都冠有数字等级，代表着对直播的参与度和活跃度，等级的高低更大比例是通过送出礼物金额多少来确立的。可以看出，在直播空间中的等级的划分，是全然商业化和消费化的，即收到／投入的虚拟礼物越多、金额越高，就越能够获得更高的等级，代表着更高的社交参与度看德纲网，也能够在社交空间内获得更高的话语权。
社会化媒体的根本使命就是重构社会关系，也就是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人脉网络。然而，在视频直播的逻辑中，这种社会关系的搭建更多的是通过观看机制实现的。
在直播空间中，存在着多重的观看机制。首先，土豪和观众在这里围观主播，实时地、近距离地观察主播或直播者，在时空上都达成了与主播的零距离，这个安全距离的破除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窥伺欲。
其次，土豪的打赏，则引发另一重围观，由于主播间外存在着竞争关系，礼物的多少关涉到热点排名，主页排位等等，因此，主播会特别跟土豪互动交流，求打赏求礼物，而且土豪们动辄一掷千金，满足快感，会引来主播的感谢、特别表演，也会引来围观群众的叫好。
在这样一个虚拟空间内，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角色统统失效，而出现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在多重的观看视角中，所有人都在其中扮演角色，竹下俊参与感十足，主播喊麦、网民弹幕刷屏、土豪送礼，都为这样一个充满戏谑、欢乐的氛围场合贡献力量，形成了一种全民狂欢的状态。
Ⅱ.直播中的器物分析
空间所具有的意义，涵盖的不仅仅是空间本身以及身处空间中的人，也包括将其填满并显现出丰富意义的物。因此，针对网络直播媒介的研究，不可忽视对于其物体系的阐述，既包括对于媒介工具使用上的变化狄青麟，也包括虚拟物和符号的意义。
手机和自拍杆
现在的直播是PC端和手机移动端并存的状态，PC端的直播工具主要是电脑、摄像头和话筒，需要一定的入门和成本，移动端的直播工具则更为简单，只需要一个手机乾坤幻剑录，打开手机自带的摄像头，就可以开始直播。
轻便的手机和自拍杆取代摄像机和三脚架的作用，移动直播真正成为一个新的、简便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于之前的有剧本、有规划，网络直播更追求用一种随性自然的方式去展现，在无聊中发现有趣，具有一种自媒体时代的特征，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或者“旧闻”的发布者。因此，手机和手机的前置自拍摄像头可以说是直播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器物，也可以说是推动移动直播发展的根本性力量。
手机的自拍功能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人们对于拍摄的理解，搭配自拍杆的出现，更是将这种自拍模式加以强化和放大。考察一下人类照相术进化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自拍的出现绝对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体验。

在早年的胶片时代，照相与成片之间需要隔上一段时间，常常我们期盼很久，才能看到自己照下来的样子；后来数码相机出现，我们几乎可以实时查看，了解到自己照得如何，效率和效果都大大提高；然而这还不够，自拍技术的出现，似乎是在满足人们迫不及待、一秒也不能等的心理，让人们在照相之时就可以看到自己即将照成的样子，而且，人们还可以边看边调整，直接将在镜头中看到的自己的“理想模样”拍摄下来。自拍像是人们在照镜子，喜欢照镜子的人文俊辉，一定会喜欢自拍李凯丽。
而自拍的成像也别有趣味，布景、构图、景深在这里通通失效，自我或我的某一部分(通常是脸)成为画面最重要和着重凸显的对象，风景和背景都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人(更准确来讲是脸)变成了唯一能够表达的内容。可以说自拍是一种绝对的自我中心的彰显，是自我的一种压倒性呈现。因此，自拍模式和角度本身就是我时代、我叙事一个最重要的凸显。
于是人们有了拍摄角度强迫症，哪个角度的脸好看，哪个角度显得眼睛大脸小，即使是别扭的姿势，也要凹到那个角度。而自拍的美化途径也随之出现，美图秀秀之类的软件，让人物的成像变得极其细腻白皙，带着粉红色的温柔，眼睛变大、皮肤变白，下巴变小变尖，细小的瑕疵都消失不见，这些算法和程序的设置，都在磨蚀掉人的“缺点”，抑或说是特点，而让每个人都趋同于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完美”形象，这种完美的标准是由谁制定和认定的依然存疑，但似乎都在趋同那个公共视野中“网红”的样子，究竟是谁改造和塑造的谁，已经分不清了。
在这样一种美好的自拍模式中，人们逐渐陷入自我欣赏和自我迷恋的状态。自拍就像是人在照镜子一样，每个人当面对自拍镜头之时，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自我凝视之中，镜头作为拍摄的中心地位反而被忽视，人们都在“镜子”中寻找那个理想中的自己。
拉康认为，镜像是婴儿在接触社会之前的一个“理想中的我”，或者说一个虚构的自我，这个镜中自我的经验形成了想象界。自拍的镜像模式让人们回到了婴儿面对镜子般的状态，人们对镜头中美化的自我产生认同，重新发现了自我的存在。每个人都变成了古希腊神话中水边的那喀索斯，在自我迷恋中不可自拔。
在直播中，对自我的暴露正是源自这种自恋情结，主播在直播的自拍镜头面前，同样在凝视镜头中的自己，从而变成了一种自我凝视着的可凝视之物。在共同的凝视之中，其眼光已经与观众的眼光无异。
直播中的弹幕
区别于评论回应有延时、无法共时的特点，弹幕更加具有实时性和公开性。弹幕的使用可以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实时发出文字和符号的评论，这些评论会被主播间内的所有人看到，并且因此产生互动，同时在直播的回放中，除了看到直播的内容，也会在同时看到实时的弹幕留言。
在其他的社交媒介中，无论是微博评论或是朋友圈留言，这种回应的及时性和公开性都是受到限制的，似乎只有在微信群和QQ群这样的交流媒介中才能够实现，而直播同时实现了社交分享与社交交流功能，将两者做了很好的结合。
弹幕使得直播中的观众得以与主播进行一种强互动，主播对观众在弹幕留言中的各种需求几乎有求必应，而且不厌其烦，尽量地关注到每一个人。观众通过打赏和弹幕来表达好恶，在某一个“高潮点”，可能评论字幕多如“弹雨”，不停地刷评论。弹幕更是让处于同一直播间内的人都能实时互动，共同吐槽、围观土豪等等。在这种强互动的连接中，观众甚至可以控制直播的走向，可以说人人都是主播，共同完成了直播的内容逻辑。
满屏弹幕营造出一种多语共生、七嘴八舌的气氛，而由于直播中的弹幕匿名ID机制和群体围观的性质，又彰显了奇妙的群体性特征。
直播中弹幕所实现的社交功能是比较单一而且不平衡的，由于每个观众都是匿名ID医道天下，且展现的个人信息有限，只有主播是真人真声出镜，每个观众与其说是作为“我”参与社交，更不如说是隐藏在群体中完成的。因此，弹幕更像是一种集体围观的方式。

在直播的弹幕留言中，可以看到这种互相传染的群体性特征的彰显，在群体性和匿名性的影响下，观众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不被彰显，每个人藏在群体内，跟随着群体而行动、发声，从而窥伺也变成一种集体性行为而更加大胆恣意，情绪也很容易被煽动而盲目站队，直播中的起哄、混战常常有之。
Ⅳ.结语：过度暴露的“自我”
看与被看是一种自然行为，是与生俱来的，但人类的看与被看与动物的自然行为不同，“人类看似自然的观看行为，其实是复杂的文化行为”。看与被看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看”是主体的权利、拥有主动性和选择性，“被看”意味着成为对象和客体，是被动的和无法选择的。看与被看的行为构建了主体和对象、自我和他者，但在多重目光的交织中，主体客体的地位又面临着转化的可能。
在网络社交时代，社会化媒体让每个人都处于被看和持续可见的状态，将可见性生产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趋势，网络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实施媒介，正如福柯所说，空间规训的后果即是“造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然而，在社交自媒体时代，直播的出现使得看和被看具有更加复杂的主宰和被主宰的意义。

首先，被看从原来被动的位置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行为，主动的展示和分享，建立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的社交分享平台由此而来。但由于直播发展的强商业化和弱社交化特点，展示者和观看者双方的权力地位存在着很大的倾斜，敞开的对隐私的过度暴露，由于缺乏仰视角度而使人“后台”尽失，而被看者也在这样一种全可见视角下，“他成为他的自身服从的法则”，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和自由超级合成。
其次，对于观众来说，“看”也交杂着复杂的认同和窥伺的心理，一方面在群体性的狂欢中夏沇秀，每个人都不加掩饰其赤裸裸地对隐私窥探的目光，另一方面，网络主播与观众若即若离、近乎平等的关系，分享和展示背后蕴藏的某种不可言说的价值观，使得观众在潜意识中产生认同和归属感，让观众在窥伺的同时也在模仿。在这样二重的影响下，每个人兼具观看者和展示者双重的角色，通过看将自己投射到被看者身上，而通过被看者的反馈重新塑造自己。
人类学家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指出，网络社会中普遍泛滥的分享行为直接改变人的本质，即主体开始退缩，成为一个“超媒体自我”。社交媒体中的行为表现完全按照有利于“表演”的内在逻辑设计，点赞数、粉丝数、关注度等来自他人的“评判”反复冲刷着展示和分享者的表演欲望。
2016年夏天，在里约奥运会直播期间，某家移动直播的广告在央视奥运会时段轮番播放，彰显“直播我”的价值观：
我不一定网红，我不一定会唱，我不一定自律，我不一定勇敢徐雯倩，我不一定会赢，在××武藏丸，我一定是我，上××，直播我。
就如它所倡导的，直播的发展使每一个人都能直播自己，张扬自己。然而，处在一种被看关系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乐于展示自己、向别人暴露自己，每一个人也都对别人报之以不加修饰的直视与好奇，这是一种自由或是另一种禁锢，这是一种平等，抑或是另一种不平等。在“过度分享”主导的窥视文化景观中，社交媒体改写了主体的意义何国魂，也改写了人们的存在方式。
过度地暴露“我”，反而让“我”不是真正的我。

《<媒介批评>第七辑》
主编：蒋原伦 张柠
副主编：王颖吉 王鑫
《媒介批评》是对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学术性出版物，意在从媒介学的角度对当前的大众文化和时尚进行批评、读解，考察媒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媒介批评的方法。《媒介批评》已出版六辑，其为高等学校师生、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大众媒体（报刊、电视、网络等）从业者提供针对当代媒介的评论性言论和交流最新学术资讯平台的办刊方针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在媒介批评与研究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本辑文章主要分核心话题——网络直播、今日视点——VR研究、文化产业探析、影像批评、社交媒介与时尚、文体与写作、图像与视觉文化，以当前正热的网络直播为核心话题，辅以对VR（虚拟现实技术）及文化产业、电影、社交媒介等的专题论说，内容丰富，论说精彩。

-END-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960次推送
如需转载注明出处 合作请联系微信号 bbt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