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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赓歌堕月湖 呼儿净洗涵星砚，-最美文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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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星砚
老衍清篇墨未枯，
小冯新作语尤殊。
呼儿净洗涵星砚，
为子赓歌堕月湖。
闻道牂江空抱珥，
年来合浦自还珠。
请君多酿莲花酒，
准拟王乔下履凫。
这是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所作《题冯通直明月湖诗后》，诗中“呼儿净洗涵星砚”所言涵星砚是当朝文人墨客尤为珍爱、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之一。
最早关于涵星砚的记载是宋代何薳《春渚纪闻?龙尾溪研不畏尘垢》“涵星研一日钟情，龙尾溪石，‘风’字样，下有二足，琢之甚薄”。从何薳关于涵星砚的论述中可知：涵星砚材质是龙尾溪石，形制是风字形，下有二足。同时，涵星砚“琢之甚薄”。米芾在《砚史》中讲：风字砚“至本朝变成穹高、腰瘦、刃阔，如钺斧之状。”米老的《砚史》让人感受到宋代那些持砚的手，握着的是凛凛寒光的龙泉宝剑。
龙尾溪石属歙石一种，苏轼、蔡襄、黄庭坚对龙尾山歙石评价极高。黄庭坚有龙尾山歙石的诗作：“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全能格斗士。”把歙石的石性（不轻不燥）与君子的品德互比，认为歙石的石品（金星）与青碧的石色胜过端石特工小子。
砚台在谱写和描绘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中功不可没。从陕西临潼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姜寨石砚”，到民国前后硬笔取代毛笔，砚台作为书写工具全面地走进历史，由简单的研磨工具发展成为集历史、文化、书画、雕刻于一身，融实用、玩赏、收藏、投资于一体的珍贵艺术品，前后经历了近4500年的漫长历程。
砚是古代文人的至爱挚友，生同进退荣辱，死亦同归黄土，随葬之风令唐宋砚除了皇宫旧藏之外，民间大多“传不过三代”。明代陈继儒在《妮古录》中下的结论：“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谢楚余，最相亲傍。故镜需秦汉不责僮婢，砚必宋唐！”所以，现代收藏界所见的官砚较多，而宋代文人砚不常见。苏轼、欧阳修、黄庭坚、岳飞和文天祥等文学巨匠都在砚台上留下过不朽的品砚言志的铭文，但留下的实物却不多。现藏台北故宫文天祥的玉带砚，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封神传说。
唐砚与盛唐雍容华贵的时风相承,追求华丽宝贵富贵。而“文人治国”和“文官政治”是宋代的统治特色。宋朝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都醉心于“风花雪月”。所以宋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文风、幽风”，宋器“在心”，其给人的感受是娱人（取悦）、化人（教化）。宋砚的整体时代风格是直线的突出和整体造型瘦挺的艺术感觉。从唐代箕斗形砚的双足向宋代抄手砚的边墙足的过渡，与其说是使用上为了抄手的方便，不如说是审美取向上为了体现宋代文人气节高傲冷峻的需要。
宋龙尾石涵星砚背面图
宋代由于文化的繁荣和文人阶层的壮大，文人雅士们对砚台兴趣盎然，其收藏、馈赠、题铭成为一时风尚，大文豪苏轼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到过涵星砚，并以涵星砚馈送其好友。涵星砚不仅受到宋代文人非常的青睐。直到清代乾隆也对涵星砚喜爱有加，并仿制了几方涵星砚，收入《西清砚谱》异现场调查科。乾隆皇帝对董其昌涵星砚题字:“其制朴，其性坚，伴香光(即董其昌)，居画禅，参五合机时小偷，常恧旃岘，过眼云烟一片石，全其天。”
《西清砚谱》中乾隆仿宋涵星砚所题砚铭刘天东，是涵星砚最好的说明。其铭曰：“石割云研之成也，池涵星研之形也，云净星现以彰文明也，用之丝綸，慎乎拱北之情也”金鼎大佛。涵星之形，云净星现江北女匪，以彰文明。涵星拱月毛华锋，隐涵恩泽广大，财帛丰盈之意。宋代许月卿有诗“乾坤涵奥学，日月照孤忠”。此“涵星”应有尊古制祭天地、效仿孝陵建制，暗指包涵天空七星图式的意思。
启功先生所书杨沂孙联
清杨沂孙有联：“涵星砚取函花露，沈水香淳小阁重”李绮虹。现代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也多次书写此对联。郭文韬由此可知涵星砚自宋代至今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如有一方上等的涵星砚，在明窗净几的早晨，取室外花蕊叶尖露水研墨，此时“古砚轻磨满几香，闲写黄庭两三行”，沉香如同白云般漂浮在书房楼阁，或如苏轼兴之所至“呼儿净洗涵星砚，为子赓歌堕月湖”hp感知世界。
（来源：新华网 作者：谭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