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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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学校长在这40年的杰出贡献者中集体消隐！-双一流高校

为什么？
大学校长在这40年的杰出贡献者中集体消隐
文/陈运超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人民日报》于2018年11月26日在第15 版正式公布了，根据评选程序产生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
从公布的名单看，来自一线的农民、工人、战士、干部等杰出贡献者最多，达42位。这很正常，因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一线和来自一线的活力与创造力是最明显的。
同时，思想解放和科技进步，成为改革开放最为需要、也是最为显著的贡献。所以，来自思想引领、科技创新领域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成为杰出贡献者实属预料，达25位。
这40年，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便是经济主战场了。所以，来自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企业家，有15位之多。
接下来，依次便是文艺界6位、港澳地区4位、外交外贸界3位、体育界3位。
最少的便是：教育界，只有2位。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类统计是根据事迹介绍中所做杰出贡献直接对应的领域，而不是工作所在单位对应的界别。比如，思想家、科学家主要来自大学，本属教育界。但是，表彰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教育改革开放的贡献，而是他们在其学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如公示名单第70位的郑德荣，虽然是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但是入选的杰出贡献是：他在东北师大牵头成立全国第一家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并担任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学和研究，被誉为“红色理论家”。显然，杰出贡献属于思想理论领域，而非作为教育家的大学领导者澄缘似海。
同样，公示名单第98位的潘建伟，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工作单位属教育界。但是，表彰他杰出贡献的是：作为国际上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率先突破量子信息处理关键技术，全面解决了量子保密通信在现实条件下的安全性问题。牵头研制成功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建成国际上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构建了首个空地一体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雏形，使我国量子保密通信的实验研究和应用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一样，杰出贡献属于他所在的量子信息技术领域，而非大学的教育改革开放。
再来看看公示名单中，作为教育改革开放两位杰出贡献者的情况。
公示名单第2位的于漪，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现年龄近90岁。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主推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主讲近2000节省市级以上探索性、示范性公开课，其中50多节被公认为语文教改标志性课例，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显然，是表彰她为基础教育、特别是语文教学做出的贡献。

公示名单第56位的库尔班·尼亚孜，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他敢为人先，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2003年拿出家里所有积蓄60余万元，创办了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并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送孩子学习双语，用教育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摸索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源源不断扩大招生计划。积极开设国学课堂，通过设立孔子像，组织学生背诵古诗词、唱京剧、练书法等，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千余名少数民族学生改变了命运，对新疆双语教育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为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显然，表彰的是他通过新疆双语教育来增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大学校友和大学教师受到表彰的还是较多，但作为庞大教育工作者群体自身，为教育改革开放的所作所为，够得上杰出贡献的人物却偏少。似乎充分展现出了教育的“蜡烛精神”特征？
而且，受到表彰的这两位杰出贡献者，所对应的领域都还属于基础教育。很遗憾的是，名单中唯独空缺了社会期待的杰出贡献者——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
为啥期待吗？
因为高等教育的高深性和对人类发展的引领性，大学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大学校长总被人们期待能成为教育家——带领知识分子群体，推动时代进步和文明演化，成为民族发展的杰出贡献者。
因此，无论中外，大学校长总是力图推动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开放，尽力把大学办得更好、更响，以此来推动和服务社会的发展，满足社会对教育家的高度期许，赢得教育家的赞誉。
所以，教育繁荣、大学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苏达仁，往往也该是教育家辈出的时代。
相比群星闪烁的企业家群体，为什么在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并开启强起来，这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40年里，数以万计的大学校长群体却缺少拿得出手的、受国人尊敬的治校办学杰出贡献呢？
这个现象值得总结、反思，更需要面向未来的前瞻、期许。01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在这40年里，大学干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大学校长在忙啥呢？
作为极“左”思潮影响最深的重灾区，高等教育一度被深刻地左倾化，知识分子被深深地烙上了“臭老九”的印记。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一度成为这40年的最初十多年里，大学校长最主要、最重要的办学任务——恢复高考、恢复办学秩序、恢复干部工作和知识分子的名誉、最后才轮到恢复教育的常识。
这样，恢复，宫宝田便成了大学校长在头十来年办学的主题词、治校的主旋律。
尽管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警告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左”的思想还是不停地、反复地发作，以至于我老师朱九思先生，回顾他在1980年前后那段艰难而大胆的改革历程时，曾语气凝重地说：“仍然心有余悸，胆战心惊啊”！
什么叫心有余悸？就是曾被打倒过的后怕仍挥之不去！
什么叫胆战心惊？就是在路线与方向上仍在走钢丝，担心“左倾”回潮，再杀回马枪啊！
在“心有余悸q9650，胆战心惊”的大环境下、以恢复为目标的办学，自然，只要严格按照政策、常识推进，照着上级和传统的干即可，别再打折扣或左顾右盼毒蛛网，就很好啦，不必也不可有什么新的理念和思想啊。
好在，伴随这一改革进程的是党伟大的对外开放政策。
1978年12月26日，因为“文革”而中断10年之后，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52名留学生！他们从北京出发前往美国，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耀眼的标志。
尽管数量并不多，但是这些人成为高等教育开放、国家开放的载体和纽带。

在那个多年封闭、信息高度匮乏的年代，这些走出去的学者承载着国家开放，尤其是高等教育开放的无限想象与发展的巨大企望，开启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留学潮、开放热。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开放是打了头阵的，为国家的开放起到了探索和牵引作用的！
由此，也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由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向一窝蜂地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学模式的集体转向。这一模式的大转换甚至极度推崇，主宰着大学校长余后30来年的治校历程。
所以，开放，成为这40年高等教育的另一个主题词。自然，引进、模仿，学习、借鉴，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
落后嘛，这样做，当然很正常。但是，落后的跟随，跟随的亦步亦趋，往往也限制着我们的思想！
前面有样板，照着干吧！慢慢地，大学校长也就少了该有的主动反思与自我建构！
就这样，大学和大学校长，就时刻被仰望着的西方大学模式牵着鼻子走，还能有多少创意——创新的教育思想、创新的办校模式呢！还能有多少锐度——锐意的思想突破、锐意的治校改革呢！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恢复、开放为主基调的同时，还处在我国经济仍然十分落后的大背景。
穷，中国人穷怕了，就渴望快点脱穷呀！尽快、赶快，改变穷态、穷相啊。

于是，国家和人民想尽一切办法，摸着石头过河，那怕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换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呀！由此，对人才、对知识就有了极度的渴求，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提出了更多、更快的要求。
因此，高等教育在40年里以快作为发展的基调！
尽快，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主题词——能快则快、尽量快！快点儿，瞄准美国某校，加速追赶，就成为大学人的口头禅。
那么，怎么才能最直接度量发展快呢？
表现在形式上，就是规模上的急速扩张！所以，数量一直主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40年发展的主旋律——
急速地增加大学的数量以及大学生的数量、急速地增加学术成果及论文被引的数量、急速提升上榜各类排名的数量及其位次的数量、急速增加学科学位授权的数量、以及其它各种各类五花八门的、能够数量化的各种指标。
因为这些数字最容易显示发展、展示成就！所以，只要能够证明大学在急速发展就行废铁多少钱一吨！
似乎，只有数量上的提升，才能满足我们对进步的渴望，也才能显示大学的发展快慢、高等教育的水平高下、大学校长的能耐大小。
“哎呀，你们学校发展很快呀！”成为我们对一所大学发展最津津乐道的赞许、对一位大学校长贡献大小的最直接认可。
快的同时，我们依然面对的是国家还很穷啊！

穷国，办大教育、办快教育！这，成为40年里教育发展的最基本的背景和事实。
所以，教育投入一度严重不足，教师不是有吸引力的职业，以至于把茶叶蛋与导弹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作比较。
面对僧多粥少、还要急速发展的局面，再有本事的校长也不能无米之炊呀，也不得不找米下锅。要知道，大学是一个除没有火葬场的小社会魔佛波旬！大学校长不但要推动教育教学的快速发展，还要确保深受市场经济诱惑的教职员工的吃喝拉撒睡，确保大学队伍的安定与秩序！
于是，在白猫黑猫的大环境下，校长们就靠山吃山吧！
在教育产业化理论的错误导向下，大学校长就变着各种方、想着各种法，找米下锅，稳定教师队伍，确保教学秩序。办班、收费、开公司、办分校、合并、扩招、贷款、买地，自然还要大兴土木。想想看，都把心思用在干这些事关生计的事儿上了，还能有多少精力于教育的品质呢？
急速地走外延式扩张，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求、成就了今天世界第一大学生规模的高等教育局面、支撑着世界第二经济规模对人才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发展。

如果说创举，这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举！恐怕，让西方的著名大学校长来干，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吧！
不过，在马不停蹄的快速奔跑中、在热热闹闹的急速发展中，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大学校长就丢掉了作为教育家应有的宁静致远，应有的教育之初心和育人之魂魄！忘记了大学校长本职应下功夫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内涵与品质。
这样，在这40年里，被称作好大学校长的，往往是那些跑得快的，而不是跑得好、跑得对的！当然，在高速奔跑中，也难有能保持好的姿势于思虑、跑得好于思想的大学校长。
这样，尽管跑了40年的马拉松，很累、很辛苦，但是，在缺少功劳的苦劳中，连大学校长的苦劳也被一同埋没了，还要不断地背负来自社会各界不按教育规律办学的不时指责！
这样，也就难有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了。
02
以上是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的。那么，大学校长的自身情况又如何呢？
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校长一般是两类人担任，一类是恢复工作的革命干部，另一类便是学术出身的知识骨干。
显然，前一类是革命身份的延续，确立的是对党教育事业的忠诚，但他们往往对学术及其内涵理解上缺乏足够的信心与能力。后一类则是学术上的骨干，确立的是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但他们往往在政治把控和管理策略上缺乏足够的信心与能力。
接着，当知识就是力量、科技被确立为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了大学属于高深知识型组织，需要更加明确地体现出知识的力量。于是，大学校长就成为杰出知识分子、学术专家的代名词。
这样张礼义，大学校长往往成为学术先进分子是否受到重视、是否获得重用的体现。于是，出现了唯职称、唯学历、唯头衔、唯学科等较狭窄来源的选拔模式，一些有条件的大学甚至非院士不可。即使科学家、专家型大学校长，可能缺少起码的教育思想和管理能力也在所不惜！在实践中培养嘛，在办学中锻炼嘛，成为一个时代的理念与理想。

这种过分强调学术专长、甚至专长与任职学校优势学科对口的大学校长产生理念、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内行领导内行嘛！多么渴望啊！而且是内行的专家担任大学校长，对于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是多大的好事啊！因为大学吃够了军宣队、工人阶级等外行掌权、领导知识分子内行的苦头。
是的，这远比凭手茧厚度、根正苗红的出身等可笑的前提，选拔出来的领导人来领导大学要强万倍啊！
但是，这40年里大学发展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大学也因此真的是变得太大了。
不但要运转数万学生的大学，而且还背负着各种教育的和非教育的与社会职能，还要不断满足急速膨胀学科专业的需要。所以，大学的领导与管理，远飞学科学术专长那么简单。能让一所那么大、这么复杂、职能如此之多的大学举牌照，保持良好运转都非易事，更何况还要有思想、富灵魂地办好大学呢？
杰出贡献，不在于是否有苦劳，而在于是否有功劳，而且是杰出的功劳。所以，我们呼唤的不仅仅是作为学术内行专家的大学校长，而是作为具有思想与灵魂、能开创新时代的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
03
这是不是说的有些太玄了呀！啥是教育家耶？
尽管没有严格的界定，但是至少有两点应该可以肯定的：一是思想，二是成就。
也就是说，大学校长是靠先进教育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卓越的治校实践成果，而非仅仅是所从事学科的杰出学术贡献来引领大学的。
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大学校长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方向感，能牢牢地把握住大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不至于把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往沟里面带吧。
有了正确治校思想和方向定位，才能真正引领一所大学不断地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产出杰出的学术等成就，进而引领社会的持续发展。
那么，在这40年里，大学校长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总体上说，大学校长在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是毫不动摇的，确保了在改革开放过程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但在这一大的方向之下，大学在具体的发展方向上却是趋同的——同质化倾向非常明显，跟风、模仿成为常态李源根，创新、突破成为稀有。所以，在大学的治理模式上，共性制约、个性不足。
而且，即使是共性的发力，也多是一窝蜂地向美国看齐、向美国的一流大学看齐，学习和模仿西方大学模式。在不停地、复制式的追赶中高举一流大学的大旗，但实际上却鲜有扎根中国大地上显明的中国特色、学校特征、个人风格的治校思想和卓越实践。
这，就需要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
成为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就需要大学校长从学科型专家到高等教育家的转型！
就需要大学校长把主要精力和时间，及时从原从事学科转向大学教育，推动大学全面发展拔萝卜简谱。
所以，无论是在方向上的驾驭，还是思想上的引领，都需要大学校长自身能对大学的全面发展，全心且全情地投入精力，并在此基础上的腐心思虑和爱心实践。
那么，大学校长是全心且全情地投入到治校事业中去了吗？
处于我国高等教育塔尖的“211”大学校长，应该成为大学校长雁阵的头雁吧。那么，他们的情况如何呢？
作者曾参与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研究的调查表明——
他们当中有87%继续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且所占精力达1/4以上的达到51.3%。
同时，91.6%拥有学术兼职，平均学术兼职6.05项。
而且，47.3%在任期间有学术类获奖，平均为1.6项。
所以，84.7%在任期间发表学术论著，平均为32.5篇，最多的在校长任职期间发表论文325篇。只有15.3%的大学校长，没有查到在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著。
自然，就有41.2%的大学校长在其任期内评上了我国最高学术头衔的院士。
花了如此多心思于自己所从事学科学术研究上的大学校长，是否把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对应的大学也同时作为自己的主业，至少作为并行领域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考呢？

此项研究的调查情况是：
大学校长们在教育管理研究类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平均不到1篇，没有发表过教育类论著的校长有32.8％，而且不阅读教育理论类书籍的比例高达44.4%。
这，与他们在自己所从事学科的学术研究形成了明显反差。
时常，我们多多感叹：美国高等教育具有的强大优势，从而一味地追赶和模仿美国大学的无奈！那么，美国大学校长的相应情况如何？
该项研究的调查发现：
无论是美国私立还是公立的大学校长，他们撰写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文章都在60%以上，而进行原学科学术研究的大学校长不到20%、发表原学科学术性出版物的只有16%。
在这一点上，中美大学校长形成了明显反差。

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大学校长的专心、并在此基础上养成的专业，才成就了美国大学的世界性强势。
正是因为我国大学校长没能醉心于治校办学，公众对大学校长的满意度并不高。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了这一点草字头加内。
2005年，博客中国网与《南方周末》合作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大学校长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表明：
期望很强烈——87.25%的公众期待，大学校长首先是个教育家、76.42%的公众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
失望很明显——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
如果这些调查真切地反映了我国大学校长实情的话，那么他们没能进入40年杰出贡献者榜单也就正常了。
不过，很让人欣慰的倒是，在这100人榜单中，很多是大学校长所在大学的校友或教授。
从这一点来说，大学校长虽还没能把大学推向世界，让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倒也还是桃李芬芳，下自成蹊——通过校友和教授为40年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也算安慰吧！
04
现代大学，开启了我国近代的文明进程。大学校长，通过其先进思想和敢为人先的作为引领了时代发展和民族进步。
我们津津乐道的是，在近代百余年的历史上，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熠熠的群体。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朱九思等因教育思想、办学实绩和治校风范纸船泰戈尔，备受世人尊崇，至今仍令人怀念。

今天，我们同样期待大学校长能成为教育家，成为杰出贡献者，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之梦想实现过程中的思想发动机、文明守护人、改革破冰者。
展望之后的40年，大学一定会在应对各种挑战中扮演时代的主角，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成就高等教育强国之梦想。
并行、领跑，将是大学发展的主旋律。内涵建设、质量发展，将成为新时代的主基调。需要的是原创性教育思想的引领，卓越性治校实践的探求。
所以，继续过去那种不假鉴别地跟随、不假思索地追赶，将不再是未来大学和大学校长的选项！
彰显中国特色、突出大学优势、孕育大学校长个性的强烈时代要求，必将推动大学校长聚焦主业、担负主责而不断地创新性思考、创造性实践，用更加先进的教育思想引领世界、用更加杰出的办学成就贡献社会。

因此，有理由期待在中华大地上的下一个40年，能够涌现出一批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具有人类情怀的教育家型的著名大学校长，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杰出贡献。
为此，既需要从顶层设计上予以综合施策，营造出更加有利于大学校长能够安心、静心、倾心于治校、成长为教育家的社会氛围、机制环境、生长土壤加菲盐。
同时，亦需要大学校长能更具胆识地敢为人先，更加自信地能为人先梁皇宝忏，更加心无旁骛地誓为人先，更加专一、专注、专业于治校，悉心研究大学、用心思考大学、全心办好大学。
以此，献给40年来着力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辛勤耕耘者！继续加油！
于重庆南山下翠湖旁
2018-12-12 排版：高寒玉
来源：苦思瓜（ID:COOL-thinker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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