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盘根【讨论】北京三甲医生：我辞职了！中国医生的真实现状~-100分健康
【讨论】北京三甲医生：我辞职了！中国医生的真实现状~-100分健康
从医院辞职，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病案科、供应科、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离开手术台。
在辞职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
工作量太大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身盖无菌布，只露出紧闭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王森。王森拿起手术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待手术结束后，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
“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
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医生。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晋升为主治医生，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
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辞职后，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然后移居上海，学习艺术课程，与过往的环境告别。
“大家都觉得绮户春，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挂个号这么难，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这么多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记者，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
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端传媒所做的自述。
“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
在中国做医生，不仅要精进医术，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因为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于是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
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现在却是“多多益善”。对于王森来说，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都市武修。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很有热情的，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自己从开刀、切皮，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那时，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经常一起吃个饭，学习一些新技术。”
“后来，邹智文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强调平均住院日，要提高手术效率。平均住院日，就像吃饭的‘翻台’一样，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比如院长、主任，周转率高了，平均住院日缩短了，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他们会很有面子。”
“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就扣除奖金。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
“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甚至七、八台，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没有人反抗，大家都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你觉得忍受不了，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你要继续忍受。”
“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
在中国，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通常需要七至八年，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
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通常来讲，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医生没有高薪。
“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讲学，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有一些是‘擦边’的，就是走穴，比如医生外出会诊，到别的医院做手术。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
“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药品和器械的回扣。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或者一个钢板，都是有回扣的。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售价是5万元，（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墓邪，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回扣要分科室。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没有什么耗材，有的也是‘小钱儿’，放一个止血的、防黏连的器械，一次可以提几百块、一千块的回扣。”
“还有药品和检查，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但在恢复阶段，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提高收费。”
“我所在的医院，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个别的医生比较贪，爱收红包，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柯南之白枫。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红包就是把柄。”
“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
中国的医生，只有“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
根据19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
“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墨宝非宝。纯粹为了晋升职称高槻泉。”
“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
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却忽略了人文关怀。
“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学的时候最佳出价，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田因齐，大家关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学四年级，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教怎么和病人沟通。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但内容很少。”
“和病人交流苍蝇卵，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而是得亲身体验，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像在国外学医夏一波，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那个时候学生都20多岁了，心理比较完整，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再去做医生，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龙丹奶粉。”
“当然，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不朽星空，就不会耐心服务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
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34岁以下的医生在逐年减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2016年公开对媒体说，有约20%的医学生毕业后不从医。王森则更加直接地表示前列平胶囊，他周围的医生朋友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医。
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
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却很少被社会关注磁光脱毛。
“第一次开皮、第一次缝肚子、第一次切除器官、第一次剔除肿瘤……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就过去了涂序新。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
“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
“我遇到很多恶性肿瘤的病人，中末期了，他们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和我母亲一样年纪，得了癌症，她的爱人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春节序曲简谱，老夫妻之间互相照顾。有一次，她来医院做化疗，床位很紧张，她和爱人只能在公共区域等待。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太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人的轮廓就好像剪影一样。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把脚踩在爱人的脚上，她的爱人从后面抱着她，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前挪，像是在做游戏，旁若无人。”
“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得了癌症，脾气不太好，经常和别的病人、家属吵架。那时候我负责她，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会陪她说几句话。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这样地依赖我，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比我挣了多少钱，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
“可惜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做完手术再看一眼。”
“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就是流水线。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赊刀人，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不知道他/她长什么样，看一看病历，就开始了。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
“压力真的很大，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聚四氟乙烯盘根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旧楼，墙皮都往下掉。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抢电脑、写病历。一个屋子里只能放10台电脑，有40个医生去抢。”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
来源：创新医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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