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天使【话说上海】从圣心会修道院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通志馆
【话说上海】从圣心会修道院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通志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建筑设计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摩登时代。西方建筑师邬达克、赉安等纷纷在上海成立建筑设计事务所，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建筑设计作品，令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建筑的摇篮永安市教育局。现由上海社科院和向明中学共同使用的原上海圣心会修道院建筑（淮海中路622弄7号），正是个中翘楚。在这幢经典建筑里，上海圣心会修道院用短短11年的时间，建立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完备教育体系，其速度之快，堪称传奇；新中国成立后，这幢建筑又见证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演变、发展。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特意刊发此文黑水鸡，以资纪念。
赉安与邬达克的跨时空对话
1914年,法租界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张，今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以西地区被划入法租界范围，成为法租界西区，后发展为中央区。与此同时，法租界的房地产开发进入繁荣期崔保华。法租界当局对这一地区高度重视，制定了《整顿及美化法租界计划》,对不同区域的适建建筑做出规定。这使西区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的大型高级住宅区，高级花园住宅、公寓大楼、新式里弄、旧式里弄等各式建筑星罗棋布。
1926年，应上海耶稣会的盛情邀约，圣心会准备在中国上海设立它在全世界的第151座修道院。经法租界公董局推荐，由来自法国的赉安洋行负责建筑设计。赉安是推动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建筑摇篮的重要先驱之一。他与邬达克于1918年、1920年先后来到上海。1924年，赉安和保罗·韦西埃创立“赉安洋行”；1934年，亚瑟·克鲁兹加入。自此，这三位建筑师名字的首字母缩写“LVK”就出现在不少上海老建筑上。赉安洋行早期的作品风格多变，涉及巴洛克、法国文艺复兴等风格，建筑外观精美、细节华丽。高安路77号花园洋房和陕西南路上的法国球场总会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郑时龄说：“赉安洋行设计的住宅作品，每件都堪称精品。一以贯之的现代风格，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现在的住宅设计有借鉴意义。”最难得的是，赉安洋行坚持固定风格，保持了建筑师的独立性。
据后来担任上海圣心会修道院院长的能理(ConchitaNourry )回忆：1926年7月初，赉安洋行的两位法国人和他们一起考察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长乐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间一块约3万平方米的“沼泽地”，与上海耶稣会共同商讨建筑设计方案，并决定立即动工，争取在冬天到来之前完成建筑外立面，冬天进行内部施工。但是，由于上海地质松软，赉安洋行的设计方案横向跨度又特别长，易导致不均匀沉降，必须抬高地基，这就需要打2000个木桩。因此，圣心会房屋的建造没有计划中顺利，直至1927年3月15日才举行破土动工仪式，1928年春竣工。
蒲石路（今长乐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口景象
新落成的上海圣心会修道院，采用当时最时髦的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结构上采用了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大玻璃窗和砖砌填充墙裙的结合，保证了采光和通风。最突出的特点是超长的建筑体量，建筑立面中规中矩，没有任何花哨的弧形线条。为避免过多的横向线条使立面过于单调，在建筑物的中间做了高耸的类似中国“亭子”的处理，亭子上方立一个十字架，很好地体现了使用者的教会属性。在统长的屋顶女儿墙和“亭子”的退台处理上，都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手法，使这一庞大体量的建筑物体现出精致的一面，可谓上海近代建筑设计的一个典范。
1928年5月24日，圣心会为建筑祈福。次日，举行了盛大的建筑落成仪式与开放仪式。这是圣心会在亚洲第二座、中国第一座修道院，标志着圣心会中国基地的正式建立。这幢房屋是修道院修女生活、修行的地方。一楼设有教堂，每天的早晚弥撒、新教徒的受洗仪式等重要活动都在这里进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震旦女大）及其附属中学，在其校舍尚未建成时和日军占领校舍时，曾把临时教室设在这所修道院的一楼。
1928年前，这一带的大型公共建筑不多，此建筑的落成，无论规模还是高度，都相当有分量。站在统长的露台上眺望，老上海的风景尽收眼底。建筑前的空地有一座精致、美丽的大花园，四季鲜花盛开，树木葱郁，空气清新。大门开在繁华的霞飞路上，步入院内，有闹中取静的感觉。
上海圣心修道院屋顶露台
10年后，为扩大教会事业，上海圣心会修道院决定在老建筑西首增建一所新建筑，由圣心会修道院创办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合用。这次，修道院邀请了与赉安齐名的上海滩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起初，邬达克设计了一座哥特式建筑精英情人，与他之前的作品中西女塾（现市三女中）异曲同工能天使。但后来他调整方案，设计了一座纯粹现代风格的教学楼闯将令，又和他同时期的另一杰作“绿房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外立面还是内墙的设计，出现了很多的弧形和曲线。臧健和邬达克新楼的平面为U形，开口向南，与赉安洋行设计的旧楼呈垂直分布，并且在三楼相连结，犹如修道院的翅膀，虽建造时间前后相差达10年之久，却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感。
1939年4月29日，新楼举行落成典礼霹雳儿媳，《申报》还对此进行报道：“校舍式样作U字形，东端为大礼堂，可容一千人，并有演剧台设备；中部及西端共分四层，上层为寄宿舍，每舍容四人，均有冷热水管及水汀设备；三层为中学部教室；二层为大学部教室及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学生接待室、教员休息室等；下层为饭堂、图书室、衣帽室、办公室及家政实验室等。其设备之周详，布置之精致，当为沪上所罕见。”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礼堂
首任院长能理
开创上海女子教育事业
能理，法国人，1881年出生于西班牙穆尔西亚。四岁时，父亲去世。随母回到法国，就读于圣心会学校。1900年，申请加入圣心会。1904年风云必胜，澳大利亚修女萨蒙（Amelie Salmon）到欧洲开会时，把她带到悉尼。1912年，被派往亚洲的第一座修道院——日本圣心会修道院。1917年，荣升为院长助理，协助亚洲分会会长、院长玛琍·谢尔顿（Mary Sheldon），承担疗养所主管、教堂看守、财务等工作。
1925年9月12日，应上海耶稣会会长山宗泰（Eugène Beaucé）邀请，经圣心会罗马母院院长批准无罪不罚，能理陪同玛琍从东京出发，5天后到达上海，入住于孟斗班路（今四川南路）的拯亡会修道院铂莱雅。山宗泰神父带两人参观了耶稣会和拯亡会在上海创办的工厂、学释果宁校、教堂，重点考察了江南教区准备拨给上海圣心会建设修道院的地皮。25日，双方即签署《圣心会修女与江南教会间关于契约草案之变更》，约定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圣心会，并由法籍建筑师建造修道院，建筑费用由教会垫付，待圣心会具备经济能力时再行偿还。
1926年6月29日至7月3日，玛琍和能理再次来沪。这次她们在霞飞路租了两间房子，作为住宿地和修道院建好前圣心会在上海的驻地。
为表示对上海圣心会的支持，玛琍向罗马母院推荐得力助手能理为上海圣心会修道院首任院长，得到罗马总会赞同。上海耶稣会也很高兴，因为能理也是法国人，修道院又设在法租界，这为今后三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院舍、人员都是未知数的前提下受命为院长，能理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在忍耐是修女的基本功。她一方面写信给罗马母院要人，另一方面积极筹备院舍建造。1926年9月15日，能理和5位修女在霞飞路的出租屋内举行了上海圣心会成立仪式。
作为传教手段，圣心会所到之处都要创办学校。上海圣心会成立的第二天，能理就带领修女接办了拯亡会的外侨小学，并接受报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海圣心会步入发展快车道。1932年创办圣心小学。1937年创办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大学——震旦女大。1938年创办震旦女中，还附设有幼稚园、暑期补习班、夜校等。其发展速度之快，体系之完备，在上海各修会中首屈一指。
能理亲自担任震旦女大、震旦女中的院长、校长职务。日常工作中，她特别善于协调各种关系。例如，每年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减免土地税和租赁税，以节约经费。1943年，法租界公董局减免震旦女大全部的租赁税达8883美元。在圣心会集中营时期，能理的法国籍身份为她赢得了自由活动的权利。她充分利用这一身份，与日军斡旋，争取到上海圣心会的7位修女可以自由活动，其他修女照常授课，以缓解教师力量的紧张，确保所办学校的正常运转。
上海圣心会修道院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建筑浑然一体
然而，就在抗战即将迎来胜利的前夕，1945年1月28日生日当天，能理却因患心脏病而病倒了。5月31日，她永远离开了毕生所献身的传教和教育事业。6月2日，上海圣心会在集中营里为她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能理是上海圣心会修道院创始人，她建起了从仅有一所小学发展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完备教育体系，是早期上海女子教育事业的功臣。
修道院学校里笑眯眯的嬷嬷们
上海圣心会在沪期间，先后有修女86人。其中中国籍修女26人；外籍修女60人，分别来自13个国家。外籍修女的流动性不强，一旦来沪，没有特殊原因，一般都会坚守，50%左右的修女在沪服务时间长达10年以上。她们多服务于修道院创办的教育机构。虽然圣心会所办教育机构都须按照国民政府规定由中国人出任校长，但每所学校都派驻修女主管学校各项事务。
上海圣心会的修女
据震旦女大的一位学生回忆：“圣心会专门搞教学，学问好的嬷嬷会出来上课。嬷嬷很客气，总是笑眯眯，学生的中国名字叫不出来，就叫我们号码……她们等级很严：专门打蜡地板的，我们叫她姐姐（sister）；学问好的，我们称她们为妈妈（mother）；总管学校各种教育事务的，叫大嬷嬷（reaved mother）。整个修道院只有一个大嬷嬷阿莓莓。我刚进去时，大嬷嬷是能理嬷嬷，她不常来学校，她一旦出来，别的嬷嬷都鞠躬问好。”
震旦女中的一位学生呈坎古镇，耄耋之年仍然对老师杜嬷嬷（Marie d’Huart）的上课情形记忆犹新：“印象最深的是初一时教我们法语的杜嬷嬷。在上第一课时，她看着我们这些小女孩，蓝眼睛里透出惊喜的目光。点名时，因中国人的姓名拗口，她就用法语叫我们的学号：un,deux,trois……被叫到的同学就站起来回答‘present’,同时注意数字的正确读音。当叫到32号（trente-deux）时，突然哄堂大笑，无法停下来。原来，32号同学圆圆的脸蛋很像一个‘汤团’，和‘32’的法语发音很相近。这名同学来自北方，不知道‘汤团’与数字32的法语发音同音，被笑得呆若木鸡，杜嬷嬷更是觉得莫名其妙。”
杨绛姐姐背着父亲受洗当修女
唐树德嬷嬷是震旦女大自始至终的教务长，女大的老师和学生都对她印象甚好。据曾在震旦女大担任英语教师的杨绛回忆：“‘方凳妈妈’（Thornton的谐音）也很欣赏和喜欢阿必（杨必）。1947年‘方凳妈妈’到北平开会，知道阿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便告诉阿必可带她北去，有买飞机票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妈妈’到了北平，并留在清华外文系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唐树德的助教曾宪玲说：“唐嬷嬷很能干，是教务长，管整个学校，还上几门课。现代妇女必须她自己教，是必修课。她觉得作为女人，要懂得礼仪，有礼貌，所以每个人都得上。她还教心理学、英国文学。我做她助教，每堂课都去听。”
上海圣心会不强迫学生入教，所办教育机构中，教徒比例相较其他教会学校而言，不是很高。发展中国籍修女速度更为缓慢，直到1939年，才有3位中国籍修女加入，至1949年5月8日，共计发展中国籍修女26人。据震旦女大学生回忆：“圣心会里中国嬷嬷不多，势力很弱。我的同学中也有信教的，她们平时不对同学们宣传教义。学生想信教就自己去听道理课，觉得感兴趣了，再申请入教。我在有一年的圣诞节前夜参加她们的半夜弥撒，教堂布置得很辉煌。”
上海圣心会修道院内部教堂
上海圣心会发展的中国籍修女大多来自震旦女大，也有其他机构介绍来的。与外籍修女一样，入会后也在其创办的教育机构服务。据圣心会文献记载：“第一个入会的中国籍候选人来自上海郊区农村的天主教家庭，父亲远在新加坡，不照顾国内的妻儿。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上海的农村，家里原本拥有土地，父亲因吸食鸦片致死，家道中落，她入会前在方济各医院工作。”另外，据同学们回忆：“同学、老师中也有嬷嬷。有一个姓刘的嬷嬷，专门到这里念书，穿便装。还有一个同学，思想进步，在毕业时加入圣心会，后来去了日本，她的妹妹也在我们学校念书，我们本是很好的朋友，做嬷嬷后，就不怎么来往了。一个女的体育老师也加入圣心会做嬷嬷了。”
杨绛的大姐姐杨寿康原在修道院隔壁的启明中学当教师，她笃信天主教，一心想加入圣心会。父亲杨荫杭对此坚决反对，但父亲去世后，她还是加入了圣心会做修女。据杨绛撰文回忆：“大姐姐在爸爸生前就闹着要当修女，背着爸爸受了洗礼，爸爸去世后，大姐姐当修女了。她当修女时，就在震旦女校管图书馆。后来随教会出国。但她毕竟太自大了，受不了一点委屈，以后又还俗了。带入教会的衣服、金条等，全部如数归还了她。”
杨寿康
中国籍修女离开中国大陆后，分别前往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圣心会学校工作。其中在日本6人，在台湾6人，这与她们的背景文化有关，易于适应本·巴恩斯。
上海解放后，外侨相继离沪。1949年下半年起，上海圣心会修女先后离开上海，所办教育机构由新生政权接管。1951年9月26日，上海宗教事务局关闭圣心会修道院。1952年至1977年间，上海圣心会修道院主楼由上海市委党校所用。197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迁入。1982年，上海社科院对大楼进行改扩建，增至五层，至今建筑主体保护完好。震旦女大、震旦女中的校舍由震旦附中使用。1952年9月25日，震旦附中易名向明中学，沿用至今。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旧址（向明中学）
见证上海社会科学院走向辉煌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全国最早的社科院。1978年10月，经历十年“文革”的上海社科院复院，并搬迁至现址。2018年，是建筑落成90周年，建院60周年。在这整整40年的时间里丰县论坛网，这幢优秀历史建筑见证了上海社科院从百废待兴到国家智库的演变历程。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事业作出了部署。6月4日，在上海市高等院校科研规划会议上，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宣布：将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四个单位合并，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教学机构以原两个院校的教学机构为主体，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研究机构设经济研究所。1959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上海社会科学院改为科学研究机构。
改革开放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再出发”。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同年5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建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备小组，组长江岚，副组长蓝瑛，着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恢复工作。1978年10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式恢复，隶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院址就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原上海圣心会修道院建筑内。
随着“文革”期间失散在外的研究人员陆续归队，院党委加快了复建的步伐。至1989年底，上海社会科学院已初具规模，建有11个研究所，4个直属单位，出版报刊杂志14种。同时，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正轨。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海社会科学院围绕浦东开发开放，成立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国际法研究中心、世界史研究中心、外向型经济研究中心、中亚研究中心，开展多学科、多视角研究，逐渐形成了关于浦东开发开放及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区经济、国际问题研究、城市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1998年后，社科院领导班子强调学术成果社会化，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智库建设。2002年，建立了院8个重点学科，同时，确定了8位学科带头人，52位科研骨干，形成了完整的学科梯队。确定了33位特色学者，初步形成了突出重点、百花齐放的科研格局。4月，8个重点学科中的6个被市委宣传部批准为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到201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已发展成为15个研究所、28个研究中心，学科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015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每两年承办一次世界中国学论坛，邀请海内外著名中国学专家共同研究、交流和对话。论坛反映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推动学派融合，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业已成为持续性的、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研究交流平台。
今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大楼
六十一甲子，辉煌再启程。上海社会科学院积极响应中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号召，以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为目标，大力实施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向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强阵地，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成为具有国内外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高端智库的前景迈进。
本文选自《上海滩》杂志2018年第10期
上海通志馆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