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导材料【论文】刘铁群｜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近代文学
【论文】刘铁群｜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近代文学
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
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摘
要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关键词
鸳鸯蝴蝶派 市民社会 文化姿态 职业作家 人格独立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不可否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确是一批伴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出现的卖文为生的文人。金柳妍他们立足于市民社会，并且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和编辑方针。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一、在市民社会中谋求生存
我国古代并不存在作为现代社会分工角色意义上的职业作家，热衷于创作的士大夫也不是为了赚取稿费、以此为生。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伴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文学市场的建立，文学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写作成了可以谋生的职业。我国文人真正以领取稿酬的方式直接介入文学生产这一商业性活动并成为职业作家始于晚清，但晚清的职业作家数量有限。到了民国初年，上海的文学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它所能容纳的文化人要比晚清时期多得多。另外，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文人在由士而仕的官道彻底断绝之后必须寻求新的谋生之路。鸳鸯蝴蝶派作家正是在这一时期滑向市民社会，进入文学市场，以写作为谋生的职业。周瘦鹃幼年丧父、家贫如洗。中学时期，周瘦鹃的处女作《爱之花》被《小说月报》刊用，获得了十六元银洋的稿酬，全家人欢喜无比，因那时的十六块大洋钱能解决家中的大问题。周瘦鹃中学毕业后看到上海的文艺刊物受市民欢迎，就辞去了教书职务，干起了笔墨生涯，以卖文所得分担养家的重任。比周瘦鹃年轻的张碧梧幼年聪颖过人，颇得老师李涵秋的赏识，但却因家道中落而过早失学。为了谋生，他跟随《小说时报》的主笔毕倚虹到上海，尝试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后来，终于以其勤奋与才华跻身于当时的作家群。鸳鸯蝴蝶派作家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周瘦鹃和张碧梧这样为了摆脱贫困线上的挣扎而投入写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创作小说和编辑报刊为主要的谋生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已经成了他们养家糊口、安身立命之所在。
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以创作小说和编辑报刊为谋生的职业韩敬远，市民读者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以迎合广大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为编辑方针和创作宗旨。具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周瘦鹃对此作了生动的比喻，他说：“编辑看似容易，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者选择稿件，一方面既要适合自己的眼光，而一方面又要迎合读者的心理。读者们的心理，又各有不同。有的爱这样，有的却爱那样。俗语所谓公要馄饨婆要面，岂不使做媳妇的左右为难呢？杂志和报章的编辑人，也就好似做媳妇。对于公啊婆啊，一一都要迎合。” 鸳鸯蝴蝶派作家们正是这样努力调制着广大市民读者所喜爱的口味。在他们的文学生产活动中，市民读者始终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读者们的阅读期待甚至可以改变作者的创作初衷。周瘦鹃因善写悲情而被誉为民初文坛的“哀情巨子”，然而当几位读者写信劝他少作哀情小说之后，这位“哀情巨子”不得不委屈己意，强作欢颜，创作了美满团圆的《喜相逢》。他在小说的结尾交待了写作风格转变的原因：“他们要是仿照英日同盟般结了同盟，以后不看我的小说，我难道自己做了给自己看么？”为了迎合新年的喜庆气氛，投读者之所好，无意为欢娱之辞的孙剑秋专门创作了《莺啼燕语报新年》，他在著者附志中表明：“剑秋草此篇，自知毫无意味，但此吾国旧俗，新年中例应作吉利语，故草此英雄儿女富贵团圆之作，以博爱读诸君一粲”。
鸳鸯蝴蝶派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以满足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和编辑方针必然会导致文学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在他们的文学生产活动中，文学不再是统治的工具和为官的途径，而是市民茶余饭后的消遣，是广大公众所共享的事业。这显然打破了文化的等级制，消解了文学的神圣性，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形成了反叛。在文学走向世俗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文学的门槛降低了。不少市民读者开始从消费文学走向参与市民文学的创作。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杂志《礼拜六》就刊登过不少普通市民的作品。在我国封建社会，平民百姓与文字载体和文字信息几乎无缘，而民初的普通市民不仅能成为享受文学作品的读者，还能尝试文学创作并且有发表的机会，这不能说不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蔺漪阳。
《礼拜六》
与传统文人相比，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没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为官之途，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恶化。相反，不少作家依靠创作小说、编辑报刊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能够通过科举成为官员的读书人毕竟只是少数，多数人的谋生方式是做官员的幕僚或当私塾学馆的先生，基本上都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刘可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青年时代曾在家乡苏州做塾师，最初酬金每月一元，中了秀才之后才提高到每月三元。后来包天笑尝试翻译小说，将《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两部小说译稿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社，一次性获版权费一百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私塾先生三年的收入。1906年包天笑应邀入上海《时报》馆，月薪80元，同时兼任《小说林》编辑，月薪40元，每月已经有了120元的固定收入，况且他还有写小说的额外进款。 这与当年的私塾先生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在近代上海文化市场中谋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可能都获得包天笑这样的成功，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写小说之外能兼任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至少能达到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周瘦鹃就以他辛勤的笔耕改变了全家人的处境。他在自传体小说《九华帐里》对妻子凤君说，自己“每日伸纸走笔，很有兴致，一切用度还觉充足”。 其实，不仅用度充足，他很快就使全家搬出了小东门内县西街的小屋，住进了法租界恺自尔路的一所小洋房。到了1921年，周瘦鹃欲再次改善住房条件，在《礼拜六》上刊登《瘦鹃启事》：“瘦鹃现拟迁居，需两幢屋一宅，以阳历九月初一起租，租价每月约二十元至三十元超导材料，满意者可酌加，读者诸君中如有自置之产出租，或有余屋分租者，请投函西门黄家阙瘦鹃寄庐”。后来，周瘦鹃又在故乡苏州买地造屋，建起幽雅别致的“紫兰小筑”。而另外两位作家程小青和程瞻庐也因笔耕所得在支付生活费用之外还很有余裕，分别回苏州为自己建造了风雅宜人的居所“茧庐”和“望云庐”。 从这些耗资不菲的造屋行为可以看出，他们至少达到了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
紫兰小筑
在上海这座近代城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成就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金钱面前，原来受到尊敬的官爵和高贵的血统以及令人羡慕的功名仕途等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泽。这里流行的是独立的个人奋斗的人格。要想在这座城市立足，就必须寻找机会，以自己的才智去赚更多的钱。在这样的环境中，摆脱了传统谋生方式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也都尽一切努力去为自己争取一份较好的生活。很多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写作和编辑报刊之外都兼任过教师，有部分作家还曾卖字、当职员、从商、行医、当律师、办实业。在上海的各类报刊杂志上，经尖叫皇后常可以看到鸳鸯蝴蝶派作家明码标价的卖字广告。周瘦鹃、郑逸梅、范烟桥、程小青等都曾供职于上海的各类影戏公司陈小同。张舍我曾在英美烟草公司、金星保险公司和一家外国人办的人寿保险公司任职员。张碧梧曾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任职员，并且曾为上海各印刷厂绘制月份牌。王钝根曾一度倾向实业，加入了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股分公司，并担任公司的“监察人”。徐卓呆曾“拟筑一生圹于虎埠山麓”，没有付诸实践，后来卖起自制的酱油，自称“卖油郎”。相比之下， 从事实业取得最显著成绩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是当时被友人戏称为中国的“大小仲马”的陈蝶仙和陈小蝶父子。1917年，陈蝶仙正式“下海”从商，生产洁齿、擦面兼用的牙粉。1918年，陈蝶仙组织家庭工业社，自己亲自担任经理，儿子陈小蝶担任副经理。为了扩大规模，工业社实行股份制。最初，股分总额1万银元。至1922年响水天气预报，股金已达50万元。由于资本雄厚，销路畅通旺，陈蝶仙逐渐扩充产业辉乐豪铜门，除了发售无敌牌牙粉之外，又分设了酿酒、制汽水及碳酸镁玻璃瓶诸厂。天虚我生与儿子陈小蝶因做家庭工业社之大股东获红利甚巨，“乃营华屋，出入乘汽车，俨然富家翁矣”。 上述作家的行为表明，立足于市民社会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他们在谋生的过程中并不羞于言利，有时已经放下了传统士大夫的矜持和顾虑，就像普通的市民一样勤勤恳恳、付出劳动、收取报酬。
二、在市民社会中走向人格独立
在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中谋生存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主要依靠创作小说和编辑报刊立足于世，他们在告别传统谋生方式的同时也逐渐摆脱了在封闭性的农业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对官府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作为市民社会中的一员，作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他们不用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受人供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精神与人格的独立。
吴趼人
早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拒绝官场与功名的诱惑，全身心投入到小说创作中的文人。吴趼人就“不治功令文”，“不治经生家言”，认为它是“愚黔首者”。他拒绝功名，大力创作小说，“先是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市来光弘，知交咸就君称幸。君夷然不屑曰：‘与物亡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李伯元也因不愿入朝做官拒绝了曾侍郎的推举，并且表示“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林纾则更是自豪地宣扬：“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如果说晚清时期具有边缘姿态的职业作家还只是少数，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在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开始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心，走入文学市场，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重要作者除叶小凤一人曾长期从政外，基本上都远离官场。叶小凤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的一个特例，他青年时代开始接受并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曾加入同盟会，是早期南社社员，这些都培养了他的政治热情。而对于其他大多数鸳鸯蝴蝶派作家来说，在他们求学的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在他们步入文坛之前，辛亥革命已经结束。他们既没有在科举取仕的官道上苦苦求索的回忆，也没有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的经历。虽然有不少人曾参加南社，但那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南社已告别了激昂高歌的时代，成了诗酒风流的文人集会。他们不可能像早期激进的南社成员那样拥有充满声光的“封侯”的梦想。另外，他们从传统私塾教育转入新式学堂的知识结构又让他们能很快地摆脱传统的谋生方式，适应城市新兴的大众文化事业，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因此，他们虽然不乏爱国之心，但却没有多少做官的兴趣和政治的热情。他们也对民初混乱的社会政治表示极度不满，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无权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周瘦鹃为《游戏世界》所作的《发刊词》很能代表这批文人的心态：“列位，我虽是个书贾，也是民国的一份子减脂叶，自问也还有一点热心！当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局，南北争战个不了，外债借个不了，什么叫护法，什么叫统一动物奥运会，什么叫自治，名目固然光明正大，内中却黑暗得了不得！让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权有势的向口头报上尽力去干，向来轮不到我们的——我们无权无势，只好就本业上着想，从本业做起：特地请了二三十位的时下名流，名尽所长地分撰起来，成了一本最浅最新的杂志，贡献社会，希望稍稍弥补社会的缺陷”！既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和野心，又能够在市民社会中取得经济的独立使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不必也不愿依附于官场。陈蝶仙曾一度橐笔作幕游，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他对王钝根表示：“案牍劳形，颇复厌苦，愿得沪滨一席地、安笔砚、展琴书，日对良友，以诗词小说唱和，生平之幸也”。后在王钝根的帮助下，他由官场转入文学市场，开始了笔墨生涯。掌故小说家许指严也曾短暂从政，任某政部机要秘书，但因书生意气、与同僚落落寡合，不久便辞归沪上，卖文为生。李涵秋因才华出众被不少当道者看重，争欲罗致幕下。李涵秋则“婉言谢绝，以为一入政界，有如素质之衣，染成皂色，虽掬水洗濯，恐不能还其本来面目矣”。在为官从政和卖文为生这两种谋生方式中，鸳鸯蝴蝶派作家往往自觉地选择后者。
王钝根
李涵秋
由于经济独立、不依附于官场和权贵，鸳鸯蝴蝶派作家可以以在野之身利用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必听命于某一外在权威。这就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精神与人格的独立。在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之际董鄂宛宁，王钝根因“主张激昂，与主者意见相左”，愤然辞去《申报·自由谈》编辑之职。王钝根不必左顾右盼，察言观色地迎合所谓的“主者”，说自己违心的话。作为一个有实力的资深报人，他在文学市场中有广阔的路可供选择，命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王钝根辞职之后，他的生存没有出现任何危机，而《申报·自由谈》却因失去了一个得力的编辑而受到重大影响，销量下降。同样，任《新申报》所属之《小申报》主任的江红蕉因在报上公开骂赫赫威严的在任总理张绍曾，这一举动与报馆的许总理发生了冲突。“许总理发布了一道命令给总主笔，吩咐总主笔交代江红蕉，以后不可再写张绍曾，江红蕉却将原命却还，随后一封辞职书递了过去，便决然的脱离了《小申报》的关系。”江红蕉辞职之后，《新申报》的另一位编辑彭凡子因译某新闻忤馆主意，亦浩然而去。他们宁愿另觅谋食之地，也不愿勉强屈从馆主的意旨的行为受到时人的赞赏。有人为此作《报界竹枝词》：“《新申报》馆电灯黄，多事之秋主笔房。孤愤几人提起笔，江郎而后有彭郎。” 在文学市场中谋生存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靠的不是皇帝、总统、官员，而是作为衣食父母的广大市民读者，在他们的眼中，当政者并不具备什么神圣的光环。他们努力地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但决不迎合当政者的喜好，更不会违心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在民国十四、十五年之际，有几位星社成员去济南为“长腿将军”张宗昌办《新鲁日报》，参加星社的几位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郑逸梅、程小青、程瞻庐等人都认为这是“代军阀司喉舌，大有道不同不相与谋之慨”，于是就在《新闻报》和《申报》上登广告声明脱离星社。鸳鸯蝴蝶派作家不需要在当政者面前取媚逢迎，也不需要在作为洋场特权阶层的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周瘦鹃曾四次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西莳花会。第一次参赛，他精美的盆栽被西侨误认为是扶桑人的作品，周瘦鹃立即挺身而出，说明自己是中国人，西侨都和他握手道歉。第四次参赛，周瘦鹃的盆栽尤为出色，本可保持前两次所获的总锦标，来一个连中三元，但由于西人评委对中国人的歧视，总锦标被沙逊爵士夺走，周瘦鹃屈居第二。周瘦鹃在愤怒中当场用英语演讲，对评委有意贬低中国人的不公正行为提出抗议，并从此退出莳花会，维持了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
三、在市民社会中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民国初年历来被公认为是中国文人精神历程极其灰暗的年代。对于那些满怀济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如此。因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持守文人立场的人可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济世精神无不受到极大的挫伤，失败感、无用感、颓丧感、无奈感几乎把他们推入痛苦的深渊。然而，对于那些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心，在市民社会中谋生存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不少鸳鸯蝴蝶派作家因为掌握传媒，参与大众文化娱乐事业在市民社会中取得了令人无法忽视的地位，并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情关注。
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几乎都参加过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因此他们基本上都兼有作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民国初年，随着报刊、杂志等传媒在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供职于报馆的文人虽谈不上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却也是个无法忽视的社会角色。民初作家松庐曾在一篇游戏之作中以一位老人在50年后回忆当年的口吻描述了民初报人的风光：“那时候的著作家，是何等的威风啊。在报馆里当一个编辑，每月多则三四百元神剑七式，至少也要拿五六十元的薪俸……并且那时候的小型文艺刊物，也着实不少，即如上海一隅而论，也有五六十种。最可笑的，就是那些伟人和名伶，凡是初到上海，必得恭赴一家家报馆去拜谒”。这虽是游戏的笔墨，但也并没有过份的夸张。民初的优伶要想在上海立稳脚跟、打开局面，离不开报刊杂志的宣传和炒作。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便到《时报》及各报馆拜客。他在上海演出的过程中还多次拜访周瘦鹃。梅兰芳因此得到报界的大力支持，周瘦鹃就为他专门写过长篇报导《探梅记》，连日刊于报端。梅兰芳虽然演技超群，但他能在上海迅速地大红大紫，离不开报人的热心捧场。由于报人能以在野的身份抨击官场、政界，那些官员、政客们虽然对报人怀恨在心，但表面上却不敢对其表示轻视，甚至还要陪上几分小心。《小说新报》的一则谐薮就生动地表现了堂堂知事惧怕报馆中人的丑态：“现任某某知事上省在俱乐部中大嫖大赌、吃醋打降、无所不为。某妓院之正房间内先来一客，知事大发标劲，敲台拍案，群客和之。某客惧，愿让正房，通融办理。知事之科员忽就知事耳语，知事色陡变，请罪某客，卑躬屈节，强笑承迎，备诸丑态。某客受宠若惊野牛比尔，大有手足罔措之状，不及席终，抱头鼠窜而去，问之娘姨，方知错误，蓋误以报关行中人为报馆中人云”。与今日举行重大活动都要请新闻界人士参加一样，民初的报人也常常在各种重要的场合露面。张裕酿酒公司开幕时专门在“太平洋”欢宴报界，周瘦鹃就是座上嘉宾。淞沪警务日报曾假座四马路倚虹楼宴请报界人士，江红蕉也在应邀之列。在民初的上海，由于报人的地位日益重要，做报人已经成了既出风头又令人羡慕的职业。一时间，文人纷纷投身报馆，颇以能跻身报界为荣。张丹斧因此做竹枝词讽之：“时髦报纸各家同，后幅文章苦费功，落得头衔署编辑，狗头名士一窝风”。
《小说新报》
如果说编辑报刊、掌握传媒使鸳鸯蝴蝶派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地位；那么在报刊上发表他们创作、翻译的小说，参与大众娱乐事业则使他们成了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翻阅民初上海的各类小报，市民们最热心谈论的话题是妓女、名伶和小说家。时人也常在文章中将三者相提并论。如《礼拜六》在广告中将小说家比作优伶，向读者许诺“《礼拜六》特烦名角开演拿手好戏”。 有人直接将小说家比作妓女，戏言“李涵秋仿佛红倌人”。深受市民喜爱的《晶报》上还出现了《上海之报馆与戏馆》《上海之报馆与妓馆》《小说杂志与龟鸨》等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将小说家与名伶、妓女相比，将报馆与戏馆、妓馆并列并不是对小说家与报馆的贬低与讽刺。相反，它说明报刊杂志与戏馆、妓馆是民国初年大众娱乐事业中鼎足而三的势力，说明阅读小说已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r6034。由于广大市民对阅读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随着一部部小说在市民中风行，一位位小说家也会在社会上走红，称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当时，知名小说家在一般公众心目中具有明星的风采。作家周瘦鹃就是一位明星式的人物。他因善写言情小说而在上海滩上名声大振。令许多读者倾慕不已。“少男少女俞靓，几奉之为爱神。女学生怀中，尤多君之小影”。一位迷恋周瘦鹃的读者还专门写了《我心目中的周瘦鹃》密丽除疤膏，并在文章之前表明：“予自髫龄读小说，遂无日不晤瘦鹃于字里行间，读之久，慕之深，乃于瘦鹃之行动，竟摄一幻象于脑海中，每一见其作品，即如见其为人。雪窗无俚，戏以余心目中之幻象，笔之于书，瘦鹃阅此，必笑曰：漱红蜀人，固应知鹃乃尔”。由于广大市民对小说家的关注与倾慕，民初上海的各类小报大量刊载有关小说家的趣闻逸事。王钝根家丢失了四把红木椅子，报纸详细地报道了其前后经过。周瘦鹃给仅有一面之缘但喜爱他的小说的妓女吟香寄赠了两册小说，被称为小报总统的《晶报》就对这件事情反复炒作， 而周瘦鹃因避战乱晚归几日也被报界小题大做，宣称“瘦鹃怕恢复自由”。另外，关于《礼拜六》作家的婚丧嫁娶、健康状况以及行踪等等，报纸常作跟踪报道，这很像今天“追星族”的行为。云轩出版部为了迎合广大市民对小说家的好奇与兴趣出版了专载小说家逸事的《全国小说名家专集》，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几乎全被收入。该出版部在广告中宣布，此书的内容有“王钝根扮老头，王西神错戴帽子，江红蕉西湖遇美人，李涵秋不会吃大菜，何海鸣纸上发牢骚，沈禹钟火车老客人，周瘦鹃浑身紫罗兰，胡寄尘吃素吃鸡蛋、马二先生与马二姑娘、施济群绝交竹先生，姚民哀脚小五寸六，徐卓呆嚇住老学究、范烟桥巧扮太平军，贡少芹黑夜写鬼字，许廑父成名许一万，张舍我发狂掷酒杯，刘豁公璧赠姨太太，严独鹤书夜苦奔忙，严芙荪当街变戏法……取材滑稽，爱热闹的朋友不可不买”。 广大市民的热情关注提高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在《晶报》开列的《上海最近一百名人表》中，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王钝根、周瘦鹃、天台山农、徐卓呆等均排在前列。成为名人，就有名人效应，不少商家开始利用《礼拜六》作家做各种硬性或软性广告，以兜售产品。一位爱读小说杂志的读者在老《申报》上看到爱普庐影戏馆的电影广告“今夜开映周瘦鹃先生”，他因“久仰周先生的丰彩，无缘识荆，常常引为憾事”，就欣然前往，然而实际开映的却是《钟楼怪人》，归来重看报纸，发现“周瘦鹃”之下有“赞美《钟楼怪人》之评论”几个小字，方知上当，同时感叹影戏馆借周瘦鹃作幌子，招来生意，广告术实在高明楚威后。严独鹤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谈话”栏中谈布料“毛丝纶”，为其作软性广告，结果几家大洋货店里的毛丝纶大为畅销，毛斯纶的时髦势力，登时普及于一般女界”，知情者感叹：“毛斯纶、毛斯纶、你有这样的时髦势力，应该谢谢独鹤先生。”有的小说家还直接作商品的代言人，如张丹斧就为药物“百灵机”作宣传：“敝人年来卖文，很觉精神不济，自服百灵机以来，顿觉神志一清”。民初新创刊的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打开销路，也往往要请名小说家为其作宣传启示朔天运河。一位读者在文章中谈到了自己看名家启示的心理：“国耻日，申新两报的封面，都刊有他们屁股编辑鹤先生和鹃先生的很大启示，我骤然见了，以为他俩出了什么事，才要合在块启一启，毕竟他们都是海上的名家，便引得我仔仔细细的读了一遍，原来是他俩替一个甚社做的介绍”。且不说“甚社”所办刊物质量如何，它借严独鹤、周瘦鹃做晃子引起读者注意的目的已达到了。
《快活林》
上述分析表明，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放弃了传统的谋生方式，成为职业作家，成为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正是由于以满足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和编辑方针，他们才打破了文化的等级制，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形成反叛，使文学成为公众共享的事业。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过上了较好的生活，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精神与人格的独立地雷花，并且成为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
（本文原刊于《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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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统筹：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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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林华 韩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