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军为文学招魂——寄语 长风 -观云阁

    为文学招魂——寄语 长风 -观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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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乘公交途中,几个由西北政法大学上车的女孩儿叽叽咕咕闲聊,听得出在为工作焦虑,说公务员难考,说师律不好做,说毕业就等于失业,很沮丧。便有一个很豪迈地给大家励志:“别怕!大不了我们写小说,照样能养活自己!”
    这话让我忍俊不禁沧浪亭怀贯之,下了车还摇着头乐:写小说原来成了末途啊!
    乐过之后面面相觑造句,心却变得有些温乎,想:在文学人都不再文学的当下,还有人雄纠纠气昂昂愿端文学这碗饭,怎不教人暖心?
    去年盛夏,又一届学子要毕业离校,几个孩子邀“散伙饭”,我照例答应:这类于送女出嫁,必须我设饭局!拣一个很大众的饭馆,师生一行依依惜别。其间我问一个大一时便发奋写作的女孩儿:“还在写吗?”
    她笑了,不无自嘲地说:“现在要跟人说你还在弄文学,人会笑呢!问:没病吧?”
    心里不禁五味杂陈!
    不知从何时起,功利成了我们活着的唯一目标!位子、票子,房子、车子,轰轰烈烈成为我们的诗和远方。文学没落到了文学人都懒得瞅它一眼的田地,被贴上“商”标“名”牌,缺钙,软骨,孤芳自赏,门可罗雀。而冠以“学术”的文学研究,更被“名利”二字侵蚀得斑驳而又沧桑,却“还要将脖子扭上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如此环境中,却有一帮热血青年云集于“长风”文学社,景仰着文学,执著于文学,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文学梦想,用一腔痴心为文学招魂,这怎能不鼓舞人心?
    耶稣说:“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你的心灵需要比面包更有营养的东西。你有多久没有唱歌,没有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没有读诗?”
    我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一天比一天迫切,可我们的日子却过得愈来愈鸡零狗碎。我们的阅读和解读爵色,一面奔向功利大外教务处,指鹿为马,装神弄鬼,故弄玄虚,望文生义;一面陷于庸俗,碎片化、浅显化、鸡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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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隐喻的艺术,隐喻构成了文学的意义世界。隐喻不仅是超越文化“真理”之外的东西,还是我们感知和体验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事物的唯一途径。
    对隐喻的构建,便成为文学言说的最大玄机。
    鲁迅之所以要在《狂人日记》里构建二维表述,就是要将狂人“常态后的肉身选择”(赴外地候补)与“狂态中的精神体认”(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经营成别有意味的隐喻世界,以审视并引导人们审视“中国人格”。不是吗?中国人在意义世界和生存世界、在精神与肉身、在言与行之间取舍时,个个不都是“狂人”吗?思想上的反叛和寄身上的归依,二元悖反却和谐统一地构成了“中国人格”,“救救孩子”便成了滑稽不经的空妄,令人顿生悲凉。
    贾平凹在《古炉》里为了完成他的“大思考”:构成中国式人文灾难的根由到底是什么?“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古炉·后记》)则别有意味地选择了一维叙事丁柳雁。以往审视“文革”的文学表述,大都把“上层推动”和“下层灾难”建构成叙事两维。但《古炉》却剥离了“发起和推动”,而只凝视“实践和执行”。在古炉村的一维世界里,贾平凹又别具匠心地建构了三极人物格局:善人一极,霸槽们一极,狗尿苔们一极。善人在本真的“‘文革’生存”中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只能噤声的。关于这个人物,贾平凹如是说:“他说着与村人不一样的话,这些话或许不像个乡下人说的,郭文韬但我还是让他说。……善人是宗教的痋人,哲学的……注定要失败的……”(《古炉·后记》)在贾平凹的隐喻构制里,善人无疑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当古炉村人陷于无奈,就接受他的“说病”;当古炉村人能够自主,便排斥他的言行。“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人,就是如此消费、消解、消蚀自我文化的。没有文化信仰支撑的古炉村人,欲望一旦不受约束,有了喷发的契机,灾难就是必然的(如霸槽们)。刘成军只有欲望被扼住,他们才有可能得以在灾难里保全(如狗尿苔)仓颉吉他谱。可见,贾平凹的《古炉》不独是对“文革”灾难的审视,更是对所有中国式人文灾难的思考。
    都德《最后一课》里对“小弗郎士”、“韩麦尔先生”、“小镇里的其他人”群体“觉醒”的构建,《柏林之围》中“自己被围”与“围困他人”、“悲”“喜”交互的二维格局经营;莫言《红高梁》讲述过往生命傲岸时“当下立场”的文本注入;余华《活着》的“现象学”书写和莫言《生死疲劳》的“发生学”言说……作家们在不同文本里构建的隐喻世界,蕴藉而深刻,如灵似魂,让文本生动传神海安零距离。
    行文至此,忽然担心起来。要是我们的“专家”们又来质询:“你的这些观点依据何等理论?”——他们不止一次这样盛气凌人地质询过,比方在博士、硕士、学士毕业论文答辩时。——我能跩出词儿么?我很惶恐!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在他的《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一文中切中了要害:“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理论生成理论;理论对实践加以强制阐释,实践服从理论;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成为理论家们的主要思维方式和逻辑演绎方式。”(《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头条)
    终于有人站出来招魂了!手动比心!
    文学之魂,是该到回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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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评论家、作家阎纲说:“假若牢牢立足于生活实际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基础,我想,那将是中国最有生命力(激发火山般的创作潜能生成裂变!)最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潮流。”
    冯骥才说:“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孤岛余生。”
    池莉说:“生活就像烧不尽的原野一样,生长出更芜杂更繁茂的草丛内向者优势,只有天才知道这草丛里头有多少生命有多少痛苦和欢乐。一个作家站在这儿懵懂的猪,必须具有超尘脱俗的想象力,否则你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梁晓声说:“我最自省的一点,或者说最怕自己背叛了的,倒不是什么最崇高的作为人的原则,而仅仅是——善良的温馨的人性……”
    张欣说:“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世界上,确有一个物外的叫做精神的东西。”
    这个物外的叫做精神的东西,在我们“长风文学社”以及其他追求精神高扬的人们身上凸显出来了,这无疑是给时代招魂,给文学招魂!
    陕西师范大学是一个作家辈出的地方,比如郑伯奇、霍松林、侯雁北、马家骏、徐岳、赵熙、王巨才,比如沙石、刘成章、蒋金彦、匡燮,比如白描、白烨、梅绍静、李天芳、庞进、刘路、张国俊、刘明琪、雷电、黄纲、马知贾秀琰遥、熊奇录,比如陈长吟、朱鸿、红柯、张浩文、吕刚、袁方,比如钟海波、裴亚莉、梁颖、刘国欣……他们有的活跃在祖国各地文坛,有的就供职于我们文学院;有的在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如九十高龄的侯雁北先生,他几乎每年都要推出一部散文集或小说),有的正年富力强创作旺盛(如小说家红柯、散文家朱鸿)。
    然而和西北大学作家群相比,我们的阵容无疑仍是单薄的魏征进谏图。
    为文学招魂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亲爱的孩子们!正因为有你们,未来才让人如此充满信心陈诺仪!
    加油!
    201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