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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天下为何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上）-錚骨漢青

为何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上）-錚骨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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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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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在满清建立之前中国文明的繁荣程度，以及明朝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君权开始消弱，官员内阁开始强大。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
中华文明的衰落是从清朝建立起开始的，那是1644年。满清统治者从那时起就割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直到1840年才被迫重新打开国门；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才得以复兴；直到在1937年抗日的战火中，西南联大开始培育中华民族的科学与文化，并才开始有所创见。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正是满洲人入侵并征服中国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现在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不拿证据就是瞎扯蛋！不摆事实就是耍流氓！不按逻辑就是发神经！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明朝时期的精神文明：
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眼中，明代的中国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僚系统很好地维持着大明帝国的运转。
明朝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是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比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李贽、唐甑这样的著名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了。
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惨痛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明朝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
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朝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明朝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度和创造力都是极其惊人的。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达到了“民权”高度。
黄宗羲
1664年，黄宗羲在《原君》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了反思和批判天祝天气预报。

王夫之
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卷三十）。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
顾宪成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
王阳明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王艮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
陈确
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

汤显祖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
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罗网，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
阳明讲学图
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指出“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王廷相
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是不可以道理计！
　
3、在经济思想方面，明朝士子们也纷纷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路程。
王夫之明言皇帝也不能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黄宗羲则在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的同时，在经济上则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上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以期提高市民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乐......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工商皆本”思想，也是以他理想中的上古圣王之制为依据的，为工商业正名，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顾炎武
顾炎武则主张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主张在西北地区“每州县发纺织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在东南沿海“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时期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也就是明朝中晚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 王徵 、程大位、吴敬、张景岳、杨继洲、吴有性、茅元仪、朱橚、屠本畯、黄衷、 揭暄、 俞宗本、潘季驯、马一龙等众多科学家。
明朝时期，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
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 到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 西方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 （1646～1716） 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明朝末年的时候，西方的科技发展虽然比中国略微领先，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科学家们还要面临着罗马教廷的宗教打压和迫害超脑48小时。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追赶，甚至反超。
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 三十多前的1600年，罗马教廷还把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之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那么，明朝中后期，中国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成就呢？
天文学方面
公元14世纪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而欧洲要到公元1879年才出现只有16幅的云图。
1383年，明朝首先于南京设立京师观象台，为首个明朝天文观象台。
1439年，张仪建造了浑天仪，并置于京师。浑天仪是根据学说浑天说用来展示出天体在天球上的各种运动及测量黄道及赤道坐标差的仪器。

1442年，明朝于北京设立了首个观象台

北京古观象台
1446年，建成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完成了《浑盖通宪图说》，是用作介绍天象的。（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

1634年，明朝正式安装我国历史上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筩，其意思为筒，而天文望远镜外形也正如筒一般。
1634年， 《崇祯历书》书中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也对哥白尼的学说做了介绍并大量引用其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
数学与物理学方面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二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1450年，吴敬完成《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
1524年，王文素完成《算学宝鉴》。其中用导数解高次方程的方法，领先牛顿和莱布尼茨140年。王文素也被称为世界上使用导数的第一位数学家。
1581年， 朱载堉完成“十二平均律”的理论计算。即“根号2开12次方” 。
1592年，程大位完成《算法统宗》，书中最早记载使用珠算计算方法计算平方和立方。
1596年， 朱载堉完成《律吕精义》(内外篇)，在其中提出“ 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用以规定十二平均律各律管长度的一套精密的比例数。 要知道，现代乐器的制造都是用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 朱载堉也因此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西方数学经典著作《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根据欧洲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与中国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重著，并完成《同文算指》。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1637年， 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现代科学的解释， 他通过对声音的研究，认为声音是由物体振动或急速移动撞击空气而产生，并通过空气来传播，同水波相类似。
宋应星
1637年， 方以智则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同年，方以智解释蒙气差（即气暎差 ，现称大气折射）现象： 《物理小识》卷一“气暎差”条:“空中皆气,江海水浮射之,其叀缀之算影,皆不直也。” 并以测量京口与瓜州之间江面宽度为例,从史载“二百五十丈”、“四十里”到崇祯乙亥测量之“二千丈余”,可知“以目光为水光夺,以水尝饱视其中为极,而所余犹半也。空中久视亦为日光所摇,非固精凝定者,测量空远,岂能准哉？”
方以智
另外，明末天文学家揭暄按语则更加具体:江中见逆风使樯者,隔岸望之,舟已触岸,而久不回帆。乃知所望之岸,非真岸也。又江中有洲,此岸望之,则洲近彼岸,距十分之一。彼岸望之,则近此岸,距十分之一。是知十与一,乃中数也。故立清蒙差算法,然地上浮游之气,日少而夜多,竖少而横多,于差则蒙中有清,清中有蒙。蒙差少而清差多,要在算者之自得于心也。
揭暄
此外，方以智在其著作《阳燧倒影》中记载：“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则必有一面五色”，表明白光透过多棱晶体折射会发生色散现象。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开始记述并研究色散现象了。
方以智也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识》一书里叙述了他亲自做过的小孔成像实验：“屋漏小罅，日影如盘。尝以纸征之，刺一小孔，使日照一石，适如其分也；手渐移而高，光渐大于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而四、五穴各为光影也；手渐移而高，光合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复得矣。”说明方以智的这个实验，是对于小孔成像的条件和影响影像大小的具体因素规律性的探索。
伽利略于17世纪初通过对太阳黑子的观察，推测出太阳有自转存在。明末广昌籍天文学家揭暄经过深入研究，在其著作 《璇玑遗述》中也独立地提出了天体自转思想。
苏州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出了远镜（即望远镜）、火镜（凸透镜的另一种叫法）、眼镜、摄光镜（即摄影镜头）、放大镜、察微镜(一种复合式显微镜)、夜明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此书在中国乃至世界光学仪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孙云球
军事科学方面
明朝时，火药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明代火药有普通纯火药和“神火”两种。“神火”其实是“毒火”，类似于古代化学武器，为了应对不同战况，各种火器大显神通。
《天工开物》对于火药和炮弹的图示
14世纪末，诞生了人类的航天鼻祖——万户。明朝的士大夫万户把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双手举着大风筝。设想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然后利用风筝平稳着陆。不幸火箭爆炸，万户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西方学者考证，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尝试利用火箭飞行的人”。尽管他最后失败了并为此献出了生命，但他为整个人类向未知世界探索的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见证了那个时代人们思想活跃、敢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1372年，制造碗口铳，相对于手铳来说，铳身比较重，外形与口径都比较手铳大，必须架在木架上射击。

1377年，制造手铳，形体较轻，口径比较小，可以装入木柄以便握持使用，类似于今天的手枪。
14世纪，制造火龙出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其本身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堪称当今反舰火箭的鼻祖。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1453年，制造铜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1524年，仿制佛朗机炮，原本由欧洲葡萄牙传入的一种早期的后填装滑膛加农炮。

1549年，制造水底雷，为世界上最早的水雷。水底雷以木箱作为雷壳，油灰粘缝，以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再以人手操纵击发，比欧洲制造及使用水雷的历史早了200年。于抗倭援朝时，明朝海军使用了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为世界历史上首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中的水雷战争早近3个世纪。
1558年，制造较当时西番尤为精绝之鸟铳，是以火绳作为点火装置来击发的火器。

明代鸟铳及其残部 徐州博物馆藏
明代人范景文说：“故十发有八九中明祯，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1580年，戚继光研制“自犯钢轮火”，即压发地雷，俗称“炸炮”。其法“沿边台墙之下，择其平广虏可集处，掘地埋石炮于内。中置一木匣，各炮之信，总贯于匣中。而匣底丛以火药。中藏钢轮，兼置火石于傍，而伏于地上。虏马蹑其机，则钢轮动转，火从匣中出，诸炮并举，虏知其所自”。这种地雷敌人踩上自动引爆，是世界上最早的压发地雷。功能类似地雷。 具体原理就是当敌人踏动机索时，钢轮转动与火石急剧摩擦发火，引爆地雷。
1590年，制造水底龙王炮，为世界上最早的水底定时爆炸物。水底龙王炮以牛脬作为雷壳，内里安装有黑火药，以香点燃作为引信，凭借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
1598年，赵士桢完成《神器谱》，书中 除以文字解说火器渊源、性能、优缺点、制造工艺、使用方法外，尚有多幅图画，详述各种火器使用的步骤及方式、构造分解等，且因保存完善忘仙官网，文字与图画皆清晰可读。
《神器谱》记载的各种手持火器
1599年，中国的王鸣鹤发明以绳索为碰线的 水底鸣雷，1621年又将其改进为触线漂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触发漂雷。
1621年，出版茅元仪《武备志》，此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于清乾隆年间被禁。
1635年，火器研究家毕懋康发明燧发枪，在当时可谓世界第一。这种枪在雨雪天也能使用，可谓是中华武器史上的巨大革命。

1635年，毕懋康的《军器图说》成书刊印,本书罗列了各种火器,图文并举,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等。本书载有的“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
《军器图说》
另载有一幅喷火烧灼的梨花枪，并说明道：「梨花枪以梨花一筒，系缚於长枪之首，发射数丈，敌著药昏眩倒地，火尽则用枪刺敌。」这种枪兼有火器效能，在新式火器出现之前，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利器。 反映了明朝末年火器在我国长久的发展。
随着明亡后，满清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兵对汉人的武力优势，害怕汉人使用火器造反，推翻清朝统治，遂禁止军队使用燧发枪，仅允许使用落后的火绳枪，导致中国火器发展停滞不前。《军器图说》一书，在 乾隆文字狱期间，乾隆以修四库全书之名义被焚毁，而就在这本书里写着一句话：”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
1637年，制造混江龙，与舰船直接接触而引发爆炸。
另外明代制造的火器及战船还有如下几种：
触发式地雷
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８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翼虎铳：三管骑兵铳，用以伏路极便，缘其体短，可心藏匿，可以多放，手不离刀，急则可以当盾格斗，远近俱堪杀敌，又可自卫。
架火战车：即多管火箭炮，这种兵器制造于明嘉靖年间（1507—1566），它是世界最早的多管火箭炮，比欧洲各国正式使用火箭炮早五百多年。其形制为人力独轮车，上配6箱，160支火箭，三人共用，另置火铳、长矛各二。架火战车的发射筒上方，有一卷起的棉帘，相当于现代火炮的防盾板。架火战车发射时，火闪烟飞，声如雷鸣，与现代火箭炮发射原理几乎一样。
虎蹲炮：长2尺，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像似蹲卧之虎。于开火前，需要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者石子上百枚，再使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者大石弹压顶，于发射时，大小子弹一同飞出，杀伤力惊人高瑞欣。该炮重量轻，体积小杜力巴石蝶，尤其适合于骑兵使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催生了明朝陆军骑炮兵，也是世界历史上首支骑炮兵，领先了欧洲约200年。

虎蹲炮虽然火力不如原先笨重的佛郎机大炮，但这种火炮小巧灵活，能够适应任何复杂的野外地形，
其原理类似于今天的迫击炮，通过曲射炮弹攻击敌阵，造成杀伤。
虎蹲炮拆分结构图
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熉神炮：一级文物，明代崇祯年间制，铁裹铜，长170厘米，重420公斤。炮身有阴刻铭文： “崇祯戊辰年兵仗局鑄造 捷勝飛空滅虜安邉發熉神砲 頭號鉄裹銅發熉砲一位用薬二斤宁少勿多 打五六木榔头不等 木马 一箇 二斤重鉛子一筒或再添一斤鉛子亦可”。铭文记载了大炮的铸造年代、名称、质地、火药的配置方法等。
万人敌：一种燃烧性火器，也称”地滚式炸弹“。《天工开物》中称赞它是“守城第一器”。“万人敌”用泥制成，周围留有小孔，中空。牛牧童晾干后装填火药，并在火药中掺入“神火”，发生守城战时，点燃引信，抛到城下，通过不断喷射火焰和毒物，烧灼敌军。

一窝蜂：一种多发齐射火箭，《武备志》记载了十几种多发齐射火箭。其中，有一次发射20支的“火龙箭”，一次发射32支的“一窝蜂”，一次发射100支的“百虎齐奔箭”等。这些火箭，都是装在一个筒形容器内，待4支火箭燃烧将完时，把各支火箭的药线连在一根总线上。作战时常并架数十桶至百桶，“总线一燃，众矢齐发，龙腹内装火箭数支。势若雷霆之击，莫敢当其锋者”。据《明实录》记载，建文二年(1400)，从而可借助风力增大飞行高度和距离。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而且使火箭具有一定滑行能力，曾使用过“一窝蜂”。实行多发齐射，火箭加翼，增加射击密度，迄今仍是提高无控火箭杀伤威力的基本途径。

噜嘧铳：为了对抗北方骑兵，明代对于火器的研发和装备十分重视。噜嘧铳就是火器专家赵世祯在国外原型基础上改进研发出的一种大型火绳枪。它曾经得到过戚继光“最远、最毒”的赞誉，也曾经帮助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阻击过皇太极的进攻。
噜嘧铳复原图
神火飞鸦：即无人轰炸机，这种兵器制造于1592年至1598年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是世界最早的“无人轰炸机”。《火龙神器阵法》载：“用篾造制，形若飞鸦，两傍设飞翅，腹悬神火，尾缚催火筒，逐风飞入城中，用鸦数百，火光蔽天，乘乱攻之，此其神机也。”这种武器是用细竹或芦苇编成，内部填充火药，鸦身两侧各装两支“起火”，“起火”的药筒底部和鸦身内的火药用药线相连。作战时，用“起火”的推力将飞鸦射至100丈（340米）开外，飞鸦落地时内部装的火药被点燃爆炸，攻城时可以歼灭城中敌军，战，常使敌人闻风丧胆。
明朝中后期，战船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巅峰，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领先于西方。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2桅，舱3层，船面设楼高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水顺风撞沉倭船。船备舰首炮一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个、喷筒60个，鸟枪10支，烟筒100个，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火炮20个，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编5甲。第一甲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
中国航海博物馆复原明代福船
海沧船：中型九台一中，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装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鸟枪6，喷筒50，烟罐80，火炮1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分4甲。第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苍山船：小型，吃水5尺，装备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银河玖乐，鸟枪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张婉茹，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2—4人，装备二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三桅炮船：仿制荷兰战船，巨型，水师主力，船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3桅，主桅高4丈(约13米)，船长20丈(约66米)，舱5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配红夷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
另外，明朝的部队编制也开始了近代化的步伐：
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在明朝，名曰“神机营”。神机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明成祖朱棣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原则。
戚继光在《练兵纪实杂记》中翔实纪录了蓟镇步骑兵每营的装备：马营：12人为一队，鸟铳手两人，快枪手两人，其余持冷兵。全营2700骑：鸟铳432支，快枪432支，虎蹲炮60位。
一队戚家军马营编制
由于鸟铳的装药时间长，无法连续射击，明朝将领沐英又发明了称为“三段击”的战术，通过三排枪手轮换，实现三倍效率的开火。
《军器图说》中“三段击”的示意图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融途网，“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
徐光启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
机械工程学方面
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都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如虹吸“引之则通，不加人力而昼夜自常运矣”，鹤引“可省夫力十之五”，这两种都是用于灌溉的工具。“代耕”为相当于两匹马力的耕具。他还创造灭火的水铳，用以御敌的连弩等。这些器械，王徵在其著作《新制诸器图说》中都有绘图附说，从制作到用途一一介绍。
王徵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我们知道，西方的著作都是以拉丁文写就，所以王徽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掌握拉丁文的人。为了帮助西方人学习中文，加强交流，他用拉丁文拼音标注中文，从而改变了用反切法注音的老方法，成为汉语拼音方法的创始人。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奇器图说》主要介绍了西方的经典力学知识，并吸收了西方力学理论著作和机械专著的内容。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远西奇器图说》
医学方面
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
1406年，朱棣编成了《普济方》，是一本关于方剂嘅医学文献，内载方济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由明朝周定王朱橚、教授滕硕及长史刘醇编辑。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痘接种方法来预防天花疾病。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1601年，杨继洲完成《针灸大成》，后来由靳贤补辑重编。
1617年，陈实功完成《外科正宗》四卷。其中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陈实功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完成《类经》，张景岳的代表作之一，继隋朝杨上善的《太素》，又一个对《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

1641年，吴有性完成《瘟疫论》，又称《温疫论》，是中国首部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

另外，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化学和化工方面
1521年，四川嘉州建成明朝首个石油井。
1596年，明朝发明火爆法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于《本草纲目》记载了约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及蒸馏、蒸发、升华等科学技术。
1637年，宋应星完成《天工开物》，这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巨著，有人称它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宋应星把铅、铜、汞、硫等元素看成基本物质，而它们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洐生物质，产生了类现代化学元素类概念。
方以智关于炼焦和焦炭作用的记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炼炭和用炭的最早文字记载，比欧洲要早一个多世纪。并且研发了烧焦炭的方法，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七中记载了烧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
而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日本学者评价《物理小识》乃“当奈端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 ”( 奈端，牛顿的旧译 )
而日用品也有科技上的突破，如于谦作的《咏煤炭》说明了在明代煤已经十分普遍了。
农学方面
1376年，俞宗本完成《种树书》，解释如何种树、种树须知等。此外还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篮球火第一部，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完成《救荒本草》，是一部植物图谱，救荒本草描述了植物的形态，展示了明朝当时植物分类的概况。书内收集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11年，明朝开始引进并种植玉米。（此处有疑点，可能不正确）
1547年，马一龙完成《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1582年，明朝开始引进番薯。
1596年，屠本畯完成海洋生物主题书《闽中海错疏》， 《闽中海错疏》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的海产动物，是中国早的海产动物志。 书中着重记述了明朝福建沿海多种水产动物的形态、生活环境、习性和分布安意如抄袭。堪比法布尔的《昆虫记》。应该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记载是前人不曾提到的。如“海胆”一名，过去曾被认为来自日本，其实是日本引自此书。
1608年，喻仁和喻杰合作完成《元亨疗马集》，是明朝兽医学书籍中内容最丰富、流传最广的一部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完成《植品》，记载了有关西红柿的种植与培育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完成《农政全书》，这部书总结了中国古代许多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并引用了古代著作和文献多达三百多种。

地理学方面
1425年，郑和航海图完成，原载于明茅元仪编《武备志》卷二百四十。

1536年，黄衷完成《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完成《踌海图编》，主要记录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及于韩国抗倭的历史。
1590年，潘季驯完成《河防一览》，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河工专著之一。书中反映了黄、淮、运三河的总形势和工程总体布置；记载了潘季驯“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主张；书中还全面指出了黄、淮、运各河的要害部位、主要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并系统规定了堤、闸、坝等工程的修筑技术和堤防岁修、防守的严格制度；此外还有对前人研究黄河源头和历史上黄河决口记载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研究河道演变的重要资料。
1602年，明朝完成世界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图中包括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南极洲与澳洲。此图在晚明的地理著作中得到了大量应用。（不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嘛 ？限于篇幅，后面会有用证据专门论述这个）

1617年张燮完成《东西洋考》，书中记载了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9年，顾炎武始著《肇域志》，此书是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内容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名胜、水利、贡赋等。他于此年开始大量搜索史籍、实录等资料，明亡后，游历全国，一路考察山川、风俗，“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此书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姊妹篇，顾炎武积二十余年精力编纂完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1640年，徐弘祖完成《徐霞客游记》，是中国著名旅游家、地理学家徐弘祖的旅游日记，记录了他曾到访的地理等资料。 如对喀斯特地貌的考察，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孤笑倚轻鸿，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岩洞是水的机械侵蚀造成的，钟乳石是含钙质的水滴蒸发后逐渐凝聚而成的等。徐弘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子，号霞客)
第三，我们再看看明朝时期的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时期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早在15世纪初的永乐年间，明朝的铁产量就已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钢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
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吨到10000吨之间，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是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瞿汝夔（号太素）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朱舜水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
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
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像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徐光启致葡萄牙国王的信（拉丁文）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系统介绍翻译或创作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西国记法》、《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 《表度说》、《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乾坤体义》、《圆容较义》、《天问略》、《职外方纪》、《主制群征》、《寰宇始末》、《五纬历指》、《性学粗述》、《坤舆格致（矿冶全书）》、《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同时，官方和民间正在翻译中的书目中还有：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十二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罗雅谷的《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纪尧姆·德诺吨涅的《磁石测量法》；
克洛德·举雷的《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
可以说，当时中国已经掀起了一场全面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潮，追赶及反超西方正当其时。
　 明朝时期，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中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王效芝，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明朝末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了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郑芝龙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魔主倾世。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
　 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psdn，“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郑芝龙）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传教士克鲁斯1548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克鲁斯曾造访中国。关于中国明朝的造船水平，克鲁斯所著《中国志》着重介绍了明朝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海峡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这有力的反驳了许多大肆宣扬明朝禁海对贸易的影响，而即便在禁海期间，明朝的大航海时代也蓬勃发展，和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是两个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1567年就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贸易船队规模不小，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是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的。和谐天下克鲁斯于1556年访问中国时留下的记录充分的说明明朝海禁的力度远没有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针对海盗的戒备。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并在16世纪末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
书中记录了中国幅员辽阔，有15个省（南、北二直隶，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道路系统完备，官道可容15匹马并行，如罗马大道，路边商铺林立，还有类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住宅犹如庄园，长城雄伟，建筑水平高超，农业发达，盛产丝绸、天鹅绒，纺织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已。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商业发达，而且同行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一个街区。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门多萨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
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使用火炮了。
明代竹节炮
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 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
欧洲人对明朝那个时期火炮技术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 关于明朝那个时期的火炮，我们可以用郑成功曾在泉洲发现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来作参考实习神医，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嘉靖年间正是《中华大帝国史》所描述的中国明朝时期。从“发熕”的射程和弹丸重量来看，绝不亚于同期的西方火炮。以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为例，射角4度时，射程为1350米，射角抬高到8度，射程为2250米。这种射程并不算远，1350米仅有2.7里，2250米也不过4.5里，“发熕”的“弹重二十四斤”，相当于26.45磅，从威力上来看比24磅炮的弹丸厉害。虽然所谓“发熕”“远至四五里”的射程不见得是发射的“弹重二十四斤”的炮弹（古书记载习惯语言精炼，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弹丸，但“远至四五里”却并非一定是24斤弹丸的射程），但是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1815年的水平，对比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已经过了整整248年。
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术的历史了。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法国著名文学家蒙田（M.Montaigne）在其《散文集》中曾有几处论及中国。例如，在第三卷中写道：“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
16世纪、17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所长，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形成一种优势。而18世纪，当欧洲已经走出“17世纪危机”的低谷，经济全面复苏，海外殖民扩张取得辉煌的“战绩”时，中国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此时，“欧洲中心论”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后来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华帝国”的光环在欧洲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辉。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热”，但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后来，在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片喧嚣……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连咏心，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朝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洲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明朝中后期的欧洲正处于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夜，对中国尚未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欧洲在基础理论方面领先，明朝在冶金材料、工业技术等方面更为先进。由于经济实力更强、研究环境更加开明，中国通过和西方的交流把基础科学的短板补上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随着清军入关，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1643年，明朝灭亡前一年，牛顿出生了。
1644年，清军入关的这一年，笛卡尔发表了《哲学原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正式奠基。
1646年，明朝灭亡后两年，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兹出生。
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成就将会把中国彻底甩下一个时代。中国将停留在古代，而欧洲将进入近代煤炭英才网。
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
黄帝纪元四七一五年岁次戊戌七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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